李潍安在二姐去世后的几年里母亲多次悄悄地领着五六岁

在二姐去世后的几年里，母亲多次悄悄地领着五六岁的我，抱着两三岁的妹妹，扑倒在二姐的坟茔，哭得天昏地暗。哭过一场，抹干眼泪，又去干那似乎永远干不完的活……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花甲之年的我，每每想到母亲——— 如普天之下千千万万慈母一样善良的母亲，饱经沧桑、把毕生的爱都倾注在儿女身上的母亲，她的音容笑貌就会浮现在眼前，挥之不去对她的思念，心中长存一份未能尽孝的愧疚。

1985年2月16日(农历甲子年腊月二十七日)，母亲走了，带着一生的疲惫和对人世间未尽的爱，去了天国里那个宁静的地方。

一次次梦回破旧的老屋，瞩目庭院中的每一株草木，寻找母亲曾经留下的足迹，感受30年前农家小院里朴素盈溢的亲情，追寻母亲操劳的身影，惊醒，总是泪湿枕巾。

贤良的母亲

1910年2月，母亲出生在安丘县一个农民家庭，在9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七，27岁时嫁给了我的父亲。

父亲在本族兄弟中排行老大，母亲自然是家族里的长嫂。中国有句古话，长嫂比母。母亲是担得起这话的。她的克己、谦让、宽厚，发自生命深处，并得到邻里家人的尊重信可。她时时处处礼让着邻里，一言一行带动和促成着妯娌间的和睦。谁家有难事，母亲总是主动上门。

大跃进后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本是种地吃饭的农民，却到了穿不上衣吃不上饭的地步。那时候，父亲在大集体干着繁重的体力活，我们这些小辈们正是半大孩子“壳郎猪”，长身体的时候，格外能吃，家里仅有的那点瓜干杂粮，母亲像宝贝一样珍惜着，尽量想办法让一家人能有个温饱，而她自己的一日三餐，却几乎都是从荒坡野岭间挖来的野菜。就是在这么艰苦的岁月里，母亲还是力所能及地周济一些生活更苦的邻居，甚至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个初春的早上，母亲刚从亲戚家借来小半筐地瓜干，碾成粉，煮成稀粥，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喝着。门前来了要饭的，一个瘦骨嶙峋的妇女，自称是广饶县的，领着两个面黄肌瘦的十岁左右的孩子，站在寒风中直打哆嗦。母亲二话没说，接过人家的讨饭碗，给满满地盛上了热乎乎的饭，看着一家三口狼吞虎咽地吃完了，母亲又找出个煎饼和几片地瓜干，塞到那个妇女手里。那顿早饭母亲没有吃，只是自言自语地念叨着：“要饭棍不沉可怪难拿呀。穷了帮一口，强于富了送一斗啊。”

我有一个远房哥哥，从小失去了母亲，继母虽然待他不错，但后来接二连三出生的众多兄弟姐妹，让原本困难的生活更加清苦，眼看快三十岁的人了，连个媳妇都说不上。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次次让我给远在吉林的大姐写信，托付大姐一定给他找个活干。后来，这个哥哥投奔到大姐家，大姐和姐夫千方百计托人把他安排在当地林场，以后又帮他娶上了媳妇。其实，在那个年代，大姐家的日子也过得异常艰难，家里孩子多，凭票供应的口粮也是不够吃的，但母亲的再三要求，让同样仁慈的大姐不得不答应。

自己处于穷困之中，却总是惦记更困窘的人。这是母亲的天性。慈悲不需要任何条件，源于天性的爱是清澈的、纯洁的，是不求回报的。

辛劳的母亲

母亲的一生，是忙碌的一生，也是操劳的一生。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个操心受累的命。婚后，她与父亲相敬相爱。父亲正直本分，是个地地道道的庄户把式，干什么农活都是那样的认真细致和投入，总要力求干得比别人更尽善尽美。无论是建国前后的单干时期，还是大集体时代，勤劳能干的父亲都是母亲的骄傲。然而，在农耕经济相对落后的年代，仅靠父亲一个人一双手，就是忙死累死也难以养活这一大家子人。母亲自小缠脚，是典型的“三寸金莲”，上坡干活、承担家务，自然要比别人经受更多的困难。而母亲，则义无反顾地撑起了半边天。上奉双亲，下抚子女，洗衣做饭，饲喂鸡鸭，考虑柴米油盐。农忙了，还要上坡劳动，帮着父亲打场晒粮等。每天的黎明，全家第一个起床的是母亲，而每个夜晚，全家最后一个上炕睡的还是母亲。有时候半夜醒来，发现母亲仍然在煤油灯下为我们缝补衣服。在我的记忆中，母亲除了一日三餐和晚上睡觉，好像从来没有闲着过，留在我脑海里的始终是她忙碌的身影。尽管日子过得清苦，但母亲从无怨言，茅屋几间，粗茶淡饭，忍辱负重，贫病饥寒，直至离开人世。

小时候，母亲讲过的一件事，至今我记忆犹新：那是在三姐刚满周岁时，正值农忙季节，母亲见父亲一个人在坡里累得实在喘不过气来，就趁三姐熟睡的时候，一手领着大姐，一手抱着二姐，挪着小脚下地帮父亲干活去了。等忙活得差不多了，匆匆赶回家，却发现原本躺在炕上睡觉的三姐不见了，屋里屋外找了个遍，急促的叫喊声惊醒了躺在桌子底下的三姐。原来三姐一觉醒来，不见了母亲，从炕上爬下来，呼喊着找娘，哭喊累了，又爬到桌子底下睡着了。看着满身尘土的三姐，母亲抢上去把她抱起来，紧紧地搂在怀里，伤心地哭了。这哭声里蕴含着母亲深深的爱，也包含了几多生活的艰辛。大姐是当时村里为数不多识字的女青年，然而有几次招工进城的机会都被村干部们的亲戚顶了。为了谋生，年轻要强的她最终跟着亲戚去了吉林的一个林业局，在那里安家落户。大姐离开了家，也带去了母亲的惦念。多少年来，她总是牵挂着远方的大姐。除了托去东北的乡邻打听个音信，再就是经常让我给大姐写信，然后就盼着大姐的回信。每当我读完大姐的来信，不识字的她总是把信要过来，攥在手里看了又看。

母亲供应我和妹妹上学的情景，更是我脑海里永远抹不掉的记忆。为了凑学费，母亲辛辛苦苦地喂猪养鸡。再就是抽空纺棉线搓麻绳，帮着父亲搞点副业。实在凑不够了，就走亲串户，东家五毛、西家三毛的给我借。上初中的时候，我每周都要从学校驻地回家拿干粮。因此，每到周末，母亲就更加忙碌了。除了做家务、干农活，还要忙着推磨、摊煎饼、煮地瓜干、弄咸菜，为我准备下一周的口粮。记得有一次，家里的咸菜疙瘩也吃光了。邻家的婶子知道后，当即从自家的缸里捞出几块咸菜送来。当母亲歉意的把一周的干粮和咸菜交到我手上时，我鼻子一酸，赶紧转过身，背上干粮跑出了家门。——— 我害怕母亲看见我脸上的泪水。我背走了干粮，不知道辛劳的母亲又要靠什么来充饥。

母亲的辛劳也深深地影响着我，让我早早地学会了勤奋，学会了节俭，懂得了感恩，领悟到了亲情。记得一个周六的中午，学校食堂炒白菜里放了几块猪肉。久已不闻的肉香吸引着我，为了能让母亲亲口尝一尝，我狠了狠心买了一份，用瓦罐盛好，放学后小心翼翼地提着，步行十多里路，回到了家。于是，这罐带着几片肉的炒白菜，便成了我们一家人丰盛的晚餐。

坚强的母亲

母亲经历了太多的不幸，承受了人世间太多的苦难，贫困、饥寒、委屈、疾病、亲人的生死离别……面对这一切的一切，母亲没有退缩，没有气馁，而是用她那柔弱的双肩挑起一付如山的重担，用她那中国妇女特有的小脚走出一条不平凡的人生之路。

我有9个兄弟姐妹，在那个贫穷又缺医少药的年代，尽管母亲尽了百般的努力，还是无法让大哥、三哥、四姐，在刚刚咿呀学语的童真里继续活下去。在我来到人世之前，年轻的母亲眼睁睁看着一个个幼小的生命，在自己的怀抱中相继夭折。难以想象，那是怎样的凄凉与痛苦。

而19岁的二姐早逝，是我生命记忆中最早的痛。正值青春芳华的二姐，被一场大病夺走了不该夺走的生命。在二姐去世后的几年里，母亲多次悄悄地领着五六岁的我，抱着两三岁的妹妹，扑倒在二姐的坟茔，哭得天昏地暗。哭过一场，抹干眼泪，又去干那似乎永远干不完的活。那时的我似乎就能模糊意识到，母亲的恸哭，是哭二姐，也是哭她的命，哭她苦难的生活。

后来，二哥的一场飞来横祸，给我们这个似乎已见起色的家庭以沉重的打击。

二哥自小体弱多病，因没钱医治，只好寄希望于民间土方，想方设法调理。随着年龄的增长，二哥身体逐渐好转，并干了村里的赤脚医生。这让母亲有了很大的宽慰。上世纪文革期间的七十年代初，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按照上级指示，我们一个不足500口人的小村也必须至少抓出一个重点打击的典型。于是干着赤脚医生这份相对轻松光鲜差事的二哥，就成了“工作组”和村里个别人要整治的对象。原因是二哥有一辆一般人没有的自行车。在他们看来，不贪污，哪来的钱买自行车呢？原来，为了给身体羸弱的二哥减轻行医路上的劳累，母亲与父亲东凑西借为他买了一辆组装的自行车，不料却却成了他贪污的“罪证”。

那是一个无法无天、颠倒黑白的年代。本来村医疗所从50元起步，几年后已积累到100多元，账目清楚，账实相符，但却坚决不让过关。日日夜夜轮流“审讯”，威逼、恐吓，不让吃饭、睡觉，二哥的身体眼看要垮了，而倔强的他却一直坚守自己的清白。街谈巷议中，不断传来啥地方有人被整死或含冤自杀的消息。村里也有人透露，既然把你抓进去了，不承认就别想出来。母亲听后极度焦急，含着眼泪跟父亲商量，为了儿子能活命，天大的冤屈咱认了。从10元开始，20元、100元、500元，工作组在毫无事实根据的情况下，硬是逼二哥“交代”了可以向上邀功的1000元，才将他放回家。回家后的二哥身体极度虚弱，精神几乎崩溃，卧床不起。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日夜守护在床前，喂饭喂药，反复安慰二哥“不受磨难不成佛”、“世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经过近一个月的照料，二哥总算恢复了健康。

“麻雀头里能砸出多少脑子来。”一个本来就贫困的农家能有多少钱往外拿。所以，接下来的“退赔”，差点要了父母的命。工作组一次次上门追命般催缴赔款，母亲只好含泪卖掉了她引以为豪的全部嫁妆。然后又和父亲商量，把祖上留下来的十几棵大柳树伐倒卖掉，还有家里的鸡猪鹅鸭，凡是能换成钱的都卖了，分分毛毛的总算凑了500来块钱，算是交上了一半退赔款。可接下来的另一半又到哪里弄呢？

在随后的一段日子里，母亲和父亲几乎跑断了腿，只要能沾上边的，即使是远亲也登门求助。退赔款交上去，才算松了一口气，但那个以前虽不富裕但还能温饱的家，从此以后就真正的是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了。

刚上完小学的小妹被迫辍学，正在上初中的我也破灭了继续上学的希望。然而，当我提出退学回家务农时，母亲用少有的严厉口气拒绝了。母亲说，即使砸锅卖铁，卖房子，逃荒要饭，也要供我上学。母亲的坚定，让我重新振作起求学的勇气。我知道，只有发奋读书才能对得起母亲的苦心。为儿女为这个苦难家庭的未来，此时的母亲迸发出储藏在心底里无所畏惧的坚强。这坚强是爱的力量，是一个普通的母亲血液里流淌着的伟大的母爱。

在国家和千千万万个家庭走出困境后，村里也意识到对二哥的冤屈。不久，为二哥恢复了赤脚医生。后来，二哥又转成公社医院正式医生，入了党，还担任了县政协委员。但这场人为的灾难对母亲和这个家庭的打击是无法弥补的。

1977年，我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母亲露出了难得的笑容。然而，不到60岁的父亲却倒在了病榻上。苦难的母亲，又要照顾父亲，又要下地干活，里里外外忍受了多少悲伤和孤独。

1978年，父亲病逝，这对母亲又是一次沉痛的打击。一向开朗乐观的她一连几天都没有说过一句话。随后母亲日渐衰老，一年后中风瘫痪，从此一病不起。但即使在病床上，她老人家仍然念念不忘困难时借的亲戚邻居的钱，反复告诫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还上，哪怕是几块钱。

1985年2月，操劳了一生的母亲，走完了她艰难的人生路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母亲不幸离世的日子里，众多亲友以及街坊邻居撕心裂肺的恸哭，诠释着她坎坷而又善良的一生。那画面，至今历历在目，每一次回望，都让我泪水长流！

母亲是一本厚重的书

每个人的一生就是一个故事，或平实或传奇，而母亲的一生却是一本厚重的书，是儿女们终生享用却也永远读不完的书。

母亲出生在旧社会，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没有什么文化，但对做人做事的道理却有着很深的认识和理解，并用一生去实践。母亲44岁那年生下了我，应该说我是母亲的“老生儿”，所以母亲对我格外疼爱，对我的教育要求也更多一些。自我懂事起，就记得她老人家经常地、反复地和我讲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

记得刚上小学时，母亲就反复嘱咐：“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不要和同学打架；从小要有志气，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瞎活百岁；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不好好学习，就走不到高处。”

说到为人时，她老人家反复告诫我：“要与人为善，望人好、自方便；要为人为到底，送人送到家；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

说到孝敬老人时，母亲经常和我讲“夏扇枕、冬温床，人人都称扬”的故事，并说“不孝敬父母的人不值得嘎伙。”

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母亲还担心儿子工作中有什么闪失，一再嘱咐我：“要服从领导，好好工作，别怕吃苦；要走得正、站得直，对人要一碗水端平，不贪不图，不发不义之财。”

……

记忆中，只要与母亲在一起，她总是一遍遍不厌其烦地教育我，叮嘱我，可见她老人家期盼儿子好好成长的一片苦心。

母亲的话语虽不华丽，但却寓意深刻，要真正做到做好，成为为人处世的标尺，或作为人生旅途上的坐标，可能需要用一生的努力和坚守。

母亲的一生，是朴实无华的一生，艰难困苦的一生，勤劳善良的一生，柔弱而刚强的一生，留在儿女们心中的永远是美丽、淳朴、仁慈、无私、乐观、坚强。母亲用她的一言一行影响着我，塑造着我，激励着我直面现实，坚定地走出属于我自己的虽不辉煌却也足迹鲜明的人生之路。

如今，我已步入老年，我要用母亲的教诲来培养子孙，教育他们清清白白做人，正正经经做事，永生永世守候母亲不朽的魂灵。

今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七日就要到了，这是母亲离开我们的日子。30年的思念和无法尽孝的遗憾，浓缩成一篇普通的文字，以此回顾并怀念母亲艰辛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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