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兰娟 从赤脚医生到大国院士

笋思 十点人物志

1965年，李兰娟还是杭州第一中学的一名高中生。

这一年的6月26日，毛泽东主席作了“六二六指示”，发出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一声令下，始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进入高潮，深入到占全国人口80%的广袤农村地区。

另一边，李兰娟的命运也因此改变。

搞运动，人手是很重要的。1966年的李兰娟已经回到家乡绍兴夏履桥村，一边务农，一边当村里的代课老师。在省城读书期间学过针灸技术的她，成为了村里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不二人选，生产大队想安排她做乡村医生。

当时代课老师每月的工资是24元，虽然不算多，养活一家人不成问题。一旦当了医生，每天只能算5个工分，相当于1毛钱，一个月满打满算也就3块钱。

李兰娟的家境并不好，父亲早早患有眼疾，没有办法干活，全靠母亲种地、卖山货勉强支撑。好不容易自己参加了工作，开始赚钱了，又要转去当收入微薄的乡村医生吗？

待遇上的悬殊差距，使李兰娟陷入了两难。

▲ 李兰娟年轻时

但年轻人总有热心肠，犹豫再三，她还是选了自己更喜欢的医生职业。

那时她刚二十出头，早就留意到村里人因繁重的农活落下一身腰酸背痛的毛病，觉得“做医生还是能学到更多东西，服务父老乡亲的意义也很大。”

60年代的村医不好当，没钱没设备，药物严重不足，李兰娟只好跑去山上采草药，然后自己熬制、煎药，渐渐的，也熟练掌握了几十种药材的用法。

1300多个村民，看病都指望这个小姑娘，家家户户都认识她。上门治病的次数多了，村里各户人家的看门狗都认识她了，看到她进门，叫都不叫一声。

是金子，发光总能被看到。1970年，凭借过硬的业务能力，李兰娟被推荐到浙江医科大学读书，而全区只有3个推荐名额。

乡村医生半路出家，从此，李兰娟开启了自己的大国院士之路。

“赤脚医生”

医生是一个专业度很高的职业，李兰娟能机缘巧合当上乡村医生，与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

新中国建立初期，医疗资源极端匮乏。1949年以前，我国人均平均寿命在35岁左右，是当时世界上平均寿命最低的国家之一。

即便是被称为“远东第一城市”的上海，仅在20世纪上半叶，也曾有高达12次的霍乱大流行。

城市尚且如此，更不堪说农村。根据1947年的统计，全国有县医院1437所，每所医院平均床位仅十多张，卫生技术人员50多万名，而他们要承接的，是4亿多农村人口的医疗卫生需求。

这种情况下，国家紧急动员一批具有基本医疗知识的人，到农村长期扎根。

这些人当中，既有城市里的医生和医科毕业生，也有经过短期培训的基层医护，他们除了治病救人之外，平时也要和村民一样干农活、赚工分。

后来，人们把这群人称为“赤脚医生”。

▲ 70年代浙江嘉善县农村赤脚医生出诊。图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赤脚医生”这个词，最早是上海人发明出来的。

南方多水稻，走乡串户的医生们需要打赤脚从田间过，1968年《文汇报》记者去上海郊区川沙县的公社采访，听到当地农民叫他们“赤脚医生”，觉得这个称呼颇为新奇，就写进了报道里。

报道传到北京，毛泽东看到后连连称赞，专门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

得到领袖的肯定，“赤脚医生”这个称呼便流传开来。它成为了乡村医生的代名词，各地也掀起了发展赤脚医生的运动。

在鼎盛时期，全国共有180万名赤脚医生，李兰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赤脚医生的出现，解决了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的两大难题：传染病和生育死亡。

血吸虫病、疟疾、霍乱，这些历史上骇人听闻的流行病，正是在赤脚医生们挨家挨户宣传卫生知识、改善村民生活习惯的不断努力下，最终被成功消灭的。

▲ 上海附近一个生产队里的三名赤脚医生。图源：世界卫生组织简报《中国的乡村医生发展迅速》

赤脚医生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承担农村中的接生工作。在莫言的长篇小说《娃》中，卫校毕业、在高密乡接生过1645个婴儿的姑姑，便是一个典型形象。

李兰娟也曾回忆道，自己给村里年轻媳妇分娩，当时十分尴尬，但“想到自己是一名医生，还是挺身而出”。

相比起旧时的接生婆甚至是巫婆，赤脚医生采用更科学的接生方法，有效地降低了生育时的死亡率。

到了70年代末，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6.5‰左右，婴儿死亡率下降到25‰~50‰，人均期望寿命则由35岁提升至67岁。

▲ 图源：《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白皮书

这些数字上的巨大进步，离不开百万赤脚医生的默默奉献。以赤脚医生为代表的中国农村保健运动，也被国际上认为是“保持农村卫生保健可持续性的最佳解决方法”，被推广到更多发展中国家。

虽然以现在的标准来看，赤脚医生们的水平大多并不高明，但在百废待兴的特殊历史时期，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价值，切实地为农村提供了最基本的医疗保障。

风光一时

被官方夸奖，被国际推广，被人民群众喜爱，赤脚医生群体风光一时。

1969年到1976年间各类报纸媒体，几乎从不间断地介绍各地赤脚医生的先进事迹。

那篇被批示的《文汇报》报道中的主角、当时年仅24岁的王桂珍，成为了新的先进榜样。

她先是受邀去了北京，登上天安门城楼，见证了新中国成立20周年大典，而后又代表中国参加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向全世界介绍赤脚医生制度。

1975年，王桂珍被调入卫生部工作，担任干部职位。

▲ 王桂珍（中）参加“日内瓦世界卫生会议”。图源：《医学界》

70年代，还出现了如《春苗》《红雨》这类讲述赤脚医生故事的电影，主题大多为“年轻的赤脚医生如何经受重重考验，战胜了旧医疗恶势力，造福一方村民”。其中谢晋导演的《春苗》，就是以王桂珍为原型拍的。

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几位学者来到中国，拍摄了一部时长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的赤脚医生》。

影片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片中自制草药、挎着药箱、头戴斗笠的赤脚医生形象，成为当时第三世界的医疗偶像。

▲ 图源：纪录片《中国的赤脚医生》

然而，作为特殊时代的产物，赤脚医生的风光来得快，去得也快。

1978年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包产到户，集体经济逐渐解体，原来依托于人民公社、“记工分”领报酬的赤脚医生，在新的体制下没有了组织，要么顺应潮流，私人承包卫生室自负盈亏，否则就只能转行。

随着医疗体系的逐渐规范化，1985年卫生部宣布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称呼，所有赤脚医生都要经过考核，考核通过的才能被认定为乡村医生，取得从医资格后可以继续行医。

125万赤脚医生大军，最终只有一半人通过了考试。

同年1月25日，《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发布，至此，赤脚医生的历史宣告结束。

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标志着赤脚医生群体，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

困境中的坚守

不是所有乡村医生，都能像李兰娟那样有天赋并且能抓住机遇。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不管时代如何变迁，不管名称如何变换，都选择一辈子坚守在这个岗位上，服务乡里乡亲。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韦家河村，70岁的村医张宏伟，早晨7点准时打开卫生所大门，开始了每天12小时的工作。这样的日子，他已经过了40多年。

和李兰娟一样，张宏伟曾经也是一名老师。70年代响应国家号召加入乡村医生队伍，一干就是一辈子。

韦家河村离县城45公里，多年来村里只有他一位村医，村民们有个头疼脑热，第一想到的就是他。有时候夜里接到村民的电话，摸黑出诊也是常事。

▲ 张宏伟为村民治病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后，张宏伟不顾70岁的高龄，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工作。走村入户的宣传、给村民测量体温、登记村民的健康信息，这些工作都少不了他的身影。

疫情期间，73岁的李兰娟身先士卒，每天只睡3小时的事迹打动了无数人，但其实，像张宏伟这样与她同代的老乡村医生们，也都在各自岗位上保卫一方乡土。

除了张宏伟，还有同县峪岭村66岁的村医杨旭东，联盟村55岁的乡村医生董一兰……

▲ 66岁的杨旭东（上）和55岁的董一兰（下）

医术有高下之分，但精神没有。他们，都是值得被记住的英雄。

老村医默默坚守，也有年轻人愿意传承和奉献，感动中国人物李春燕，就是这样一位年轻人。

卫校毕业后，她在贵州大山深处的苗寨开起卫生站，20多岁的姑娘，凭一己之力，改变了当地迷信巫术的习俗。

苗寨穷，很多人都付不起医药费，李春燕只能亏本行医。2004年初，她实在撑不住了，决定外出打工赚钱。临出发的前一天，村民们纷纷来到卫生站，五角、一块地过来还钱，希望李医生别走。

看到这些，李春燕心一软，还是留了下来，一留就又是近20年。至今，她依然在大山中行医。

在今年的疫情中，各地还涌现了众多年轻的村医们，他们用看似“硬核”的方式，为村民科普着防疫知识。正是这样一个个乡村医疗工作者，汇聚起乡村医疗力量。

当曾经的“光环”褪去，才显出坚守的可贵。

目前的乡村医生群体，普遍面临着待遇低、专业技能培训少、日常医疗设备不足等问题，他们用极低的回报和极少的医疗支持，维护着极为重要的农村医疗服务。

当了一辈子村医的张宏伟说：

医生必须要有过硬的专业能力，这是我们村医很欠缺的。我个人能力有限，但希望未来的村医能力更加专业。

几十年前出诊全靠一双脚，出诊工具很稀缺，未来希望每个村医都能备齐专业的诊疗设备，有更多的学习机会。原标题：《中国人多活32年，得感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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