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者语仁 ——杨文林贫穷语境下的散文创作诹谈

去年7月14日，原省文联副主席杨文林先生仙逝。斯人辞世一周年，今捡旧作以怀念之。忆昔日与杨翁畅谈，其爽朗的笑声至今萦绕耳畔。

贫穷是现象，理解各不同。

有人因贫穷而奋起昂扬向上，而有人却因此低沉萎靡。唐代王勃曾说过：“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西汉恒宽的《盐铁论》中也有“贫者语仁，贱者语治”的著述。

其实贫穷更是对文学进行滋养的一种营养剂。曾被甘肃省委、省政府授予文艺终身成就奖的著名作家杨文林先生就曾提出了：“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是为穷人铸造精神的事业。”

甘肃地域广袤，但其位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结合部，故境内高山大岭横亘、戈壁荒漠绵延，因此贫穷是不争的事实。当年一代封疆大吏左宗棠西征阿古柏，统兵过甘肃时，就发出了由衷的感叹：“陇中苦瘠甲天下。”

尽管甘肃贫穷，但是因黄河的哺育和丝路文明的传承，因此这里文化炽热，虽不像“名士多于鲫鱼，琵琶盛于饭甄”的江南那般富庶，但是历代从不乏诗人、文学家、书法家，诸如宗钦、傅玄，以及张芝、索靖等，仿佛就像荒漠中的一株胡杨，绝壁上的一棵松一样，巍然屹立。因此可以说，甘肃虽穷，但却是一片文学的沃土。这也正如恩格斯曾所说的：“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也能演奏第一把小提琴。”这句话的潜意也就是说，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有时并不成正比。杨文林曾写过一篇文章——《贫不薄文》，仅从题目上看，可知甘肃尽管贫穷，但是这里并没有亏欠、慢待文化。

杨文林生于甘肃临洮。临洮古称狄道，一个位于陇中的小县城，但是有两部文学名著都触及到这里，一部就是《三国演义》，其中司徒王允为剿灭董卓所设连环计的主角、后被誉为“四大美女”的貂蝉，其故里即为临洮。《锦云堂·连环计》中记载：“貂蝉，临洮人，姓任，名红昌。因兵乱，流落司徒王允府中。”；另外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有一篇《八大王》的短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具有喜剧性的故事：临洮冯生曾将一只额头有白点的巨鳖放入洮水而放生，谁知他放生的这只巨鳖竟是“洮水八大王”的鳖精。后来在一个傍晚时分，冯生与化身醉者的八大王相遇途中。八大王当即下拜，并将冯生引入一村庄，盛情款待，并赋予冯生一种特异功能，即“目最明，凡有珠宝之处，黄泉下皆可见；即素所不知之物，亦随口而知其名。”最后冯生借助这一“特异”功能而掘宝无数，富甲一方，最终还娶了明肃王的三公主，抱得美人归。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一只鳖都知道知恩图报，充满了人情味。从这也可看出，临洮的确是一个人杰地灵，钟灵毓秀的好地方。

临洮的山水也许赋予了杨文林艺术创作的灵性。1948年，他以笔名“文林叶”在兰州《和平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千字文《买杏》，这就是他的处女作，后来他在文章中写到：“我当时和后来都认为那就是散文。”当然这也是他对于散文最初的认识。

我们都知道齐白石是一代开山立派的绘画大师，可是到了晚年齐白石却这样评价他聚于一身的各类艺术：“诗第一，治印第二，绘画第三，写字是第四。”文坛都称杨文林为诗人，可是以我浅陋的学识却认为他的散文创作不落窠臼，自成一体。

当然这首先可以肯定，取得如此成绩，源于他真实的劳动，真情的投入，“有些篇我是夜不能寐，含着热泪写成的。”这道出了他艰辛创作的真谛。

诗人艾青曾说过：“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杨文林也深深地爱恋着脚下这片广袤的热土，他的散文《贫不薄文》中有：“雪漠在《后记》中有一段话说，说他是土生土长的甘肃武威人，他痛心有的文友走出武威而小有名气后，讳言籍贯何处，有的甚至改籍到内地，生怕偏远的甘肃小城影响了自己的身价……雪漠此言，长甘人志气，使同为甘肃人的我激动不已。”

甘肃的贫穷落后以至于有的人甚至不敢说出自己的籍贯，可是读了杨文林的这段话后，却给人了一种昂扬向前向上的力量。这也正如英国富勒所说的：“贫困不是耻辱，羞于贫困才是耻辱。”

任何艺术，特别是文学，创作的成功与否，要看作者与读者在心灵上是否达到共振。也就是说，读者在读完一部作品之后，心灵上要能够产生和作者一样的震颤。而对一部引不起读者心灵震颤的作品，而作者却感到沾沾自喜，那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孤芳自赏。

夜深人静的时候是读书的时候。捧读杨文林的散文集《陇头水泊》，我们可以深深感到这就像一部心灵的清泉在潺潺淙淙地流淌，从字里行间可以折射出，他深深地爱恋这陇山陇水。如他在这篇散文中写道：“想起昨日在渭源县静观一幅已动工兴建的峡口水库的蓝图，竟使我心驰神往，夜不能寐，久久地描绘我心向往之的去处，那正是我寻觅已久的泊处，归处，聚陇头水而成泊为湖的心中之海。”

贫穷是一种现象，但贫穷更多地是从吃食上反映出来的。他创作的散文《豆饭荞食忆》写到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去农村社教，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与当地群众一起享用清淡的饭食，“我从小吃过农家苦，又是一个文学性情中人，每每端起碗来就想流泪。”而正是这篇散文，当年在《人民文学》发表后，有读者在《人民文学》创刊500期时写信：“散文也很拙朴，摒弃了程式化散文，杨文林的《豆饭荞食忆》让人泪水潸然，唏嘘不己。”

山有情，水有情，当然文学创作也少不了“情”，情之所至，则文章有了灵动，仿佛烟岚氤氲其间，使人的心灵也有了潮润之感。

杨文林的散文也充满了真情、亲情、友情。如他在《老革命的闻捷兄长般的诗人——忆闻捷》这篇文章中以真挚而炽热的情感写出了他对诗人闻捷的回忆。1969年，当时正值文革期间，杨文林和延安鲁艺时期的老画家陈伯希同志奉派外调，正好最后一站是上海。而上海正是闻捷自甘肃调出后所在的城市。杨文林不辞辛苦多方打听到《上海文艺》的地址：巨鹿路，可是被告知闻捷正在干校受审查。到了晚上在旅馆里，他还憧憬着见到闻捷时的情景：“见到闻捷，我最想说的是我们在兰州的同志们想他，想念李季；最不想说的是诗。我最想给他报告的是我们已经度过了生活困难的日子，定量以外的高价粮、高价肉、高价油都能买得起；张治中公馆、中苏友好馆的十多亩菜园，使作协和刊物编辑部的同志不缺菜吃；我们在兰州彭家坪还有过一处十多亩的小农场，经营了两年，每人分过七十斤白面。”从这段至情至理的话中可以看出，两人作为诗人身份，可是最不想说的是诗，因为“诗在诗人们的心中已经死亡”。可见在当时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哪怕是作为诗人，人们所关注的仍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最低层的需要。他所汇报的这些内容多么像一位兄弟给老大哥的诉说衷肠。的确，诗随着诗人而死亡，就在几天之后，诗人含冤悲逝，像是“托起一粒火种，走向炭窖，投入风洞”。

说到兄弟情深，说来也许有趣，在那个物质匮乏，甚至是饥馑的年代，这段叙述倒像是给人们直白的生活增添了些许喜剧的色彩。那是在1960年8月全国第三次文代会期间，杨文林随甘肃代表团团长李季、副团长闻捷赴京参会。闻捷俨然兄长般地关心大家的生活起居，嘱咐大家不要乱窜，特别是在用餐时叮嘱大家：“不要急着大吞红烧肉，好菜都是后上的；想吃面条，就留着肚子，不要拿馒头往饱填。”其实细细一想，在那个心与心相互取暖的年代，这些话语都超越了领导与下级之间的鸿沟，而是充满了真情、亲情的善意提醒。

对于吃喝，似乎中国的文人对此情有独钟。诸如苏东坡烹制肘子、郑板桥嗜食狗肉，都体现了一种文人的口福之欲，对生活的热爱和情趣。而这种情趣相伴着书香墨韵一直绵延下来。一次偶然读到著名出版家范用写的《相约书店》中的一段，读来也同样颇感有趣，文章中谈到，有时丁聪来出版社找范用，“到中午，跟范用下小馆，东四一带的小馆子，几乎吃遍。那时候还不兴高档，两个小炒一碗汤，外加四两二锅头，花不了几块钱。”并且“有一条不成文法：以西单到西四这条马路为界，上路西的馆子，丁聪掏钱，路东的馆子，范用付。有时多几个朋友，就远征到丁府楼下的馆子吃烤牛肉；碰上叶浅予，那就吃叶老的。”我们从中似乎看到，文人的吃喝似乎充满着一种盎然情趣，这是因为文人间的吃喝，不同于贩夫走卒之间的为吃饭而吃饭，饕餮般的胡吃海喝；也不同于政客之间觥筹交错，席间充满了阿谀谄媚之词的吃喝。文人的吃喝就是一种情趣。

杨文林的散文《陇上文坛四君子》，他充满热情地笔触写出了“四个于1965年参加了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会议，受到周总理、朱委员长接见，至今笔耕不辍、犁耕不歇的农民作家、诗人。”对于“君子”之称，他引用了“班固曰：‘或称君子何？道德之称也。\’”可见他对这四人很是钦佩，同时具有很高的评价：“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六十年的文学史将是残缺的。”其中这篇文章中也有一段关于吃喝的描述，当然在其极富文采的文笔描写下，读来也颇为有趣和感人。那是在1985年，杨文林和《飞天》编辑前往永登往访诗人张国宏，充满情义的张国宏欲杀“一只毛色洁白的羯羊”招待客人，我们的老诗人却对“《飞天》的主编带着编辑到农民作者家里吃了一只羊”有些忌惮，而只要求“一碗手擀长面足矣！”最后他以调侃式语言写了一首五言句式的诗记述此行并赠送给张国宏：“造访小山村，国宏欲宰牲，我解鸡羊缚，一一都放生。瓜棚豆架下，园蔬到八珍，谈诗日近午，墙头闻鸡鸣。”现在我们来看，如果当时果真吃了羊肉，那么不知又有多少文采飞扬的诗篇或文章如泉涌般呈现在读者面前，想来这也许是一种遗憾，但有人说“遗憾也是一种美”。

阿尔文·托夫勒说得好：“在任何一个稳定的社会中，任何一个占优势的变革浪潮，其未来发展的图景是比较容易看得清的，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和其他对未来浪潮的发现者，承担了这项使命。”杨文林深深扎根于陇原沃土，正因为根深，方才叶茂，从而成为参天大树。而一棵树我们从年轮上可判断出它的年龄、生长状况，而且还可知道它成长的背景，诸如它是否经历过干旱、气候的异常等。他记载着历史，历史也载负着他。

杨文林自步入文学以来，朝觐般地在向他心中的圣地前行的同时，也可以说他见证了新中国文学的发展，特别是甘肃文学的发展。他在文学上的个人奋斗史，也见证了甘肃文学的发展史。

《宝石蓝的华沙车》写了省文联和作协兰州分会合并，不久为作协配备了一辆宝石蓝的华沙车，杨文林以细腻的笔触写了华沙车开进当时的作协：“小楼是和平将军张治中先生的公馆，主楼两层，带阁楼和地下室，别墅式的设计，明窗净瓦，石阶通门，显得庄重典雅。小楼后面是两亩花园，前院后苑，都广植槐柳果木，春天自是一个花红柳绿的怡园。”而这一段交待了作协的办公地点和环境，这为以后研究甘肃文学史的人，从文史的角度作了介绍。

甘肃，一块文学的热土，杨文林用真情与热情，以执着的笔开垦着。一路高歌，一路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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