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秀萍大儿子在家干活。
年逾古稀的老人,虽生有两儿两女,如今却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她有家,有钱,却无法面对自己的儿子。
6年前,渭源县锹峪乡村民李友军与母亲分家,2010年,兰渝铁路开始修建占地赔偿时,李友军为获取母亲的24万元赔偿款不择手段,诱骗、辱骂、殴打……被逼无奈,老人两次将儿子告上法庭。
为儿娶媳 苦日子刚开始
锹峪乡位于渭源县西南部约10公里处。前往锹峪乡的路上,能看到成片的树林和散布的民房,一幅悠然的乡村画面跃然眼底。两年前,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兰渝铁路开工,锹峪乡为兰渝铁路必经之路。对生活在这里的村民来说,这是一次机遇,将在锹峪乡古树村拔地而起的火车站,似乎给了山村前所未有的希望。
然而,古树村一社村民高秀萍似乎对眼前的一切丝毫不感兴趣。相反,正是眼前发生的这些变化,给这个73岁的老人带来诸多烦恼。这一切都还要从几十年前说起。
高秀萍1941年出生,结婚不久生下了大儿子李友华,夫妻两人因为儿子的降生感受到莫大的幸福。但这种幸福没持续几年,他们发现大儿子智力有障碍,发育明显滞后。接下来出生的两个女儿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弱智。
没过几年,小儿子李友军出生了,不仅发育健全,而且聪明伶俐,夫妇俩一直对他是宠爱有加,一家生活得还算美满,不料,天有不测风云,1992年丈夫突然撒手人寰,这一来,原本就不宽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为了孩子,高秀萍苦苦支撑着这个破碎的家,一门心思只想着给小儿子娶上媳妇,等到小儿子结了婚,她和大儿子也就有人照顾,生活就会好一些,苦日子也就熬到头了。
但让高秀萍没有想到的是,给小儿子娶上媳妇后,她的苦日子才开了个头。
1997年,邻村姑娘张玉芳嫁给了李友军。高秀萍对这个刚过门的儿媳妇期望很高,她觉得,自己的后半生能否过上幸福日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女人。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乎老人的预料,媳妇进门后不干家务,更不要指望下地干活。家里多了一个人,她承担的劳累却更重了。
在高秀萍的记忆里,儿媳妇总是爱睡觉,有时候连饭都懒得做,那时候种地忙,高秀萍早出晚归干活,儿媳妇把亲家叫到自己家中,只管自己做饭吃,却不给高秀萍和大儿子做。这让高秀萍难以理解,常言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既然现在成了一家,何必在吃饭上闹这么大的分歧?从这时候开始,儿媳妇的所作所为给婆媳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无奈之余,高秀萍只好另起炉灶,打理自己和其他儿女的衣食起居。
征地赔偿 亲情就此泯灭
不久,两个女儿先后嫁人。家庭成员越来越少,家庭矛盾却越来越多,高秀萍与大儿子的生活每况愈下,生活处境也越来越艰难,但除了坚持,高秀萍别无选择。
从2000年开始,小儿子儿媳有了分家的打算,多次给高秀萍提出来,但是高秀萍并没有答应,她对自己的处境也很清楚,一旦分家,她只能和智力有障碍的大儿子相依为命,等到干不动农活的时候,娘儿俩的生活谁来管?另外,她想婆媳间的矛盾也是很正常的事,没必要为了这个闹到分家的地步。
这一忍就是七年,家庭之间的矛盾丝毫没有减少。2007年春节过后,小儿子一家再次提出了分家的想法,小儿子告诉高秀萍,这次必须分家,否则丈母娘就要让他和媳妇离婚。对高秀萍来说,要做出这个选择实在是太难了,一方面她不愿意和儿子分家,另一方面又不想影响到儿子的生活。思前想后,高秀萍觉得,她现在还能干活,养得起大儿子,虽然婆媳之间关系僵化,但儿子夫妻之间关系还行。最终,她答应了分家。
家中10间土木结构的瓦房(北五间、东五间)给她和大儿子分了五间北房,小儿子和儿媳妇分得五间东房,承包地10亩各分得5亩。至此,双方不再往来,各开门另搭灶,不过,彼此还算相安无事。
刚分家的几年里,小儿子出门到新疆打工,一年回来的机会并不多,高秀萍也因此十分想念儿子,每次能看到儿子安全回家她就能放下那颗悬着的心。她觉得,儿子的本质还是好的,最起码那时候他还没有忘记自己有个娘。但是,因为媳妇的原因,李友军平时并没表现出对高秀萍的好,只是在每次外出打工回家后,会给高秀萍买些奶粉或者鸡腿。但他明着不敢给,常常背着媳妇送给母亲,有时在回家的路上看到母亲和大哥在地里干活,李友军就喊一声哥,当高秀萍和大儿子看到李友军后,李友军就将一袋奶粉扔到地上,等到李友军和儿媳妇走过了,高秀萍的大儿子就跑去拿回留在地上的奶粉。有时李友军还会把鸡腿和奶粉藏在院里高秀萍码好的柴火堆里,每次高秀萍看到儿子回家就会在柴火堆里翻找。
这样的“孝敬”,多少温暖了高秀萍的心,但她同时感受到更多的痛苦。
5年前,村民接到政府通知,兰渝铁路定西段要经过锹峪乡古树村,还要在村里建一座火车站,村民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征地工作当年就开始进行了。经丈量测算,高秀萍和大儿子的5亩地中有3亩将被征用,李友军只有1亩地被征用,初步丈量结束后,李友军一改常态,突然对母亲大献殷勤,嘘寒问暖,送这送那,不仅如此,还提出要和母亲、大哥一起过,不再分家。
高秀萍其实明白小儿子的想法,一旦牵扯到征地赔偿,她和大儿子的地肯定会得到一笔不小的补偿款,儿子和儿媳妇的想法就是想办法拿到这笔钱,高秀萍知道,这笔钱如果被小儿子拿走,以后对自己和大儿子不好的话,自己真的就老无所依了。留下了钱,就等于给自己和大儿子留下了一条后路。所以,对于李友军的“好言相劝”,高秀萍并没有答应。
当她断然拒绝小儿子的要求后,小儿子再一次转变态度,他直接告诉母亲,必须把大哥名下的地放到他的名下,赔偿款也由他来领,这样在以后就能扶养老人和大哥了。已经看穿一切的高秀萍仍然没有答应,她最清楚,在耕地没有被占的时候,小儿子没有说过她和大儿子老了由他来扶养,现在占地有着落了,小儿子却说出这样的话,明摆着就是为了那笔钱。
2010年,李友军为了拿到这笔赔偿款想出了另外一个办法,那就是拿到母亲的户口本,然后再把两家的户口落在一个户口本上,这样他领取大哥的那笔赔偿款就名正言顺了。但这一切又被高秀萍看了出来,为了防止李友军拿走户口本,高秀萍将户口本藏了起来,多次索要无果后,李友军干出了一件常人无法想象的事。
当年的某一天晚上,李友军来到母亲和大哥的房间,强行索要户口本,遭到母亲拒绝后,李友军抓住已经70岁高龄的母亲,扯住衣服前后推搡,并突然放开,高秀萍站立不稳倒在地上,腿被划伤,而李友军转身出门。高秀萍从地上爬起来后,怕户口本被儿子抢走,从柜子里拿出了户口本藏在不易发现的地方,并把柜子的钥匙放在炕席下面。当她放好钥匙转过身时,发现小儿子又来到她的房子里,这一次,李友军更加粗暴,不由分说一把将高秀萍推倒,头部撞到炕沿上,鲜血直流。看到这里,高秀萍有智力障碍的大儿子一把抓住李友军的胳膊,试图阻拦弟弟施暴,没想到却被弟弟一脚踹到了旁边。随后,李友军再次离开。当李友军第三次进门时,高秀萍已经躺在床上,恼羞成怒的他拿起枕头,在母亲身上、头上拍打后才离开。
面对威胁,高秀萍在大儿子的帮助下连夜逃出家门,为了不惊动李友军,高秀萍搭梯子翻墙出走,临走时,她将户口本揣在了怀里。
对峙法庭 她的痛跟谁说
当天,天蒙蒙亮时,高秀萍走到了乡政府,年过70的她带着伤找到政府工作人员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乡政府、派出所进行了调查和调解,为了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民警还让李友军写下了保证书。
2012年前半年,征地补偿款发放到位,高秀萍拿到了她和大儿子的补偿款共计24万元,李友军拿到了自己的9万元。经过上一次事件,李友军不但没有悔改,反而变本加厉起来。等钱发放到手,李友军又露出了凶恶的面目,母亲在家时天天催着要钱。被逼无奈,高秀萍只好离开村庄,在乡政府附近租了一间房,躲避小儿子。
不久,高秀萍在大儿子、侄子的陪伴下来到乡政府领取银行卡,并办理征地补偿款转存业务,李友军得知这一消息后也赶到乡政府,当乡党委书记将银行卡递到高秀萍手中的瞬间,李友军伸手要抢,却被书记和高秀萍的侄子喝斥到了门外。拿到银行卡后,高秀萍又来到渭源县农行网点办理存款业务,在银行里,李友军再次干涉高秀萍,银行网点的工作人员了解事情原委后,将李友军推出门外,帮助高秀萍办理了银行卡。为了摆脱李友军的纠缠,银行工作人员让高秀萍和大儿子从侧门离开。
但李友军还不罢休,每天缠着母亲要存款,信誓旦旦说今后要照顾老人和大哥。持续了几个月后,被逼无奈的高秀萍不得已将小儿子告上法庭,在法院调查取证后,在当年10月25日,经法庭出面调解双方达成协议:院内北房五间归高秀萍和大儿子使用,李友军不得干涉,24万元补偿款归高秀萍和大儿子所有。
但就在这之前,高秀萍家的宅基地再次被铁路征用,东、北十间房屋一次性补偿22.5万元,不明就里的工作人员将22.5万元现金一并领给了李友军。
2013年春播开始了,当她领着大儿子到征剩的两亩承包地里种麦子时,发现小儿子正雇人在她的承包地里栽松树苗,说再被征用时能赔更多的钱,她遂上前阻止,却遭到小儿子的恶言辱骂和推拉搡打,气愤不过的她只好再次向法院电话求助,法院工作人员随后在栽树现场将她与小儿子传到法庭,再次对母子二人进行调解。
李友军在法庭上极度疯狂,当着法官的面指着她的鼻子质问:“我是你的儿子吗?你死了谁埋着哩?你的傻儿子死了谁埋哩?你想做个啥?”一连串的辱骂逼得高秀萍只好放弃五间房赔偿款11万多元,并放弃了征用剩余的两亩承包地的使用权,将两亩地以每年1000元的租费租给李友军种松树,并约定每年4月10日前交付租金,如果土地再次被征用,赔偿款归高秀萍和大儿子,地里所种树苗及农作物的赔偿归李友军。不料,协议达成,法庭刚要闭庭,小儿子突然反悔,不离开法院,并以死威胁办案法官,最终,现场法警采取强制措施对李友军进行了控制,并以扰乱法庭秩序为由对李友军作出了拘留15日的决定。
母亲将儿子告上法庭,儿子又遭到拘留的事情传遍了整个村庄,村里一下炸开了锅,议论纷纷,对于高秀萍的做法,村民看法不一,有人认为,高秀萍的做法太过极端,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把他送进班房太过狠心,这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有可能加深母子间的矛盾;也有人认为,这些年来,李友军的行为已经接近疯狂,为了赔偿款与母亲反目,还把母亲逼到绝路,他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和道德的谴责。
对于这一切,已经寒心的高秀萍不再关心,她的要求很简单,那就是不再奔波,安静地度过晚年。
4月16日,记者见到高秀萍的时候,她正坐在乡政府门口的台阶上,孤单的身影让人看着心寒,满头的白发、深陷的眼窝、清晰的皱纹、佝偻的身影,这一切好像都在诉说着这个古稀老人一生的痛苦经历。面对记者,高秀萍没有任何隐瞒,为了躲避小儿子,她提前给大儿子准备好食物,然后早出晚归,借宿在附近一个空巢老人家中,随身携带的布袋中装有户口本、土地承包证、法院判决书等证件和材料。
几年前的那个夜晚,儿子的凶暴给老人的心理上蒙上了阴影,从那时开始,家已经变得不再温暖,家成了她想逃离的地方。现在,高秀萍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养老院,她希望能够带着大儿子一起住进养老院,因为那里没有逼迫,没有暴力……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文/图 本报记者 杜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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