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建功 书法家一半是文人，一半是匠人

兰州日报社全媒体首席记者李超文/图

“篆书姿态万千，远看一幅画，一幅由弧线和气性构成的画。看似古朴质淳，却又那样烟雾缭绕……”痴迷于书法，尤其擅长写篆书的书法家潘建功，不仅写得一手好字，更是饱读诗书，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

潘建功是甘肃省通渭县平襄初中的一名专业书法教师，受父辈熏陶，上学之前，他就接触到繁体字，并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浸染不辍，甚至做作业写教案也会偶尔冒出几个。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遇见篆书是我的宿命，终身无可逃避。”也正因如此，研习书法，用功最勤的即是篆书。

潘建功写过许多有关篆书的书论和散文，如《篆书之美》发表在2015年《黄土地》第一期，文章字里行间都浸透着一种深深的情感，深切表达着他对这种蜿蜒盘曲的古文字发自内心的喜欢和着迷。

“书法与个人修养相辅相成，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有人说软笔书法在现代生活中没有它的发展空间和生命了，我却不这么认为。”潘建功分享了他对此深刻独到的见解：“书法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在中国享有崇高的文化地位，它负载着丰富的文化心理和人文信息，绵延几千年经久不衰。除了完美的艺术形式集中体现了中国艺术的基本特征外，更主要的则是书法中蕴含的精神力量具有决定和指导的因素，这就是书法的灵魂。”

“如果我们将这种历史久远的象形文字简化，书写是方便了许多，但是却丢失了太多的传统文化元素。”除了强调书法在新时代的重要性，他更注重书法与个人修养的关系：“字，人人写，人人一生都离不开字，但未必都能将字写得正确、清楚、整齐、美观，使人感到舒服。当写出的作业、试卷、信件、总结等字迹潦草凌乱、七扭八歪，让人分辨不清，人们看到这样的字迹绝不会对写者的素质有好的联想。”

潘建功认为：“而想写一手好字，就必须老老实实学习前人的宝贵经验，认认真真地临摹前人碑、帖。一丝不苟地按前人笔法、点画、墨韵、结体、章法、气韵等，不断修正自己不好的书写习惯，博采众长，锲而不舍，在不断提高文化素养的基础上，才能使自己所写的字达到书法的更高境界。”

“临习书法的过程，也是不断磨炼自己意志品德、做事耐心认真的过程；也是不断否定自己，除旧布新的过程。”他说：“这和做人一样，不经常否定、改正自己不好的习惯，除旧布新，就不可能提高自己的修养。”

在研习书法和教学的过程中，潘建功虽有困惑，但追求艺术的过程始终令其倍感愉悦。

“追求艺术真正获得的是心灵的愉悦与享受。”他说：“现如今不少中小学生和家长出于利益驱动，在书法上急于求成，这实际上已经违背了书法艺术的真正价值。书法是心灵的艺术，哪有今天给孩子报书法班，明天就能成为书法家的，这何止是拔苗助长，更是扭曲了书法艺术在孩子们心中的本源价值。”

他认为，学习书法艺术，并非仅仅要去当艺术家，也不可能所有学习书法的人都成为艺术家，更多的目的是要学好和用好中国的汉字，提高对汉字的艺术书写能力和艺术鉴赏能力，从而优化和改善对汉字的日常使用效果。

“我自己也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困惑，特别是当下书法评价标准体系的多元性与主流艺术形态审美价值内核的模糊性，致使当代书法经典大家在标准认同上存在较大差异与盲区。”虽然在书法，尤其是篆书上有了一些成绩，但是潘建功却从未停止对艺术的追求和对内心的拷问。

“在书法主流审美价值内核指向上存在着较大的主观性空间，基本尺度不够明确、价值指代缺乏稳定。”他由衷地说：“在创作主体身份认同与价值定位上，一方面缘于书家大众化、平民化身份的自由转换，使得书家不得不走向传统意义上‘仕’的阶层、文化人的神坛，成为社会分工中的一员，从而失去了精英文化的依托和载体。”

潘建功认为：“同时，当代人的知识结构、文化理念、专业化社会分工，又使得书家在努力创造‘艺术价值’的过程中，却淡化了与书法这门独特艺术相关的文、史、哲知识的积累，以及文化内涵的提升。另一方面，‘物化’的社会现实也使得一些书家本应闲适、宁静的心态变得躁动起来，书法甚至成为他们追逐功利的手段和方式。”

“其结果只能以‘利欲’的满足而换来书法作为精英文化所蕴含的人文思想、人文精神与诗意性品格的全面流失及创作主体精神的‘离场’。”潘建功感慨地说：“文化的缺失必然带来思想的平庸，认识的迟钝定会致使目光的短浅和行为的凝滞。不难设想，在一个精神侏儒与方位迷失的维度中，徒有形式的创新与技术的精湛的书法是难以进人文化层面的，如若以此求得书法经典与大家，其结果显然是徒劳而无缘的。而我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的二十多年来，真正获得的价值还是心灵的愉悦与享受。”

“书法是汉文化特有的艺术，作为在中国沿袭数千年之久的书法艺术，一定要很好的得以传承。”交谈中，他还分享了对中小学生练习书法的未来期盼：“中小学生练习书法，最基础，最重要的就是临摹。‘临摹了上百遍法书，即使不成书家，至少可以写得一手好字；熟读唐诗三百首，即使不会做诗也会吟。”

潘建功认为，虽然临摹、模仿不一定能出名家，但名家的个性独创，正从临摹、模仿的传统继承而来。临摹不要怕重复，其实每一次重复都是一次新生，犹如蜕皮，脱胎换骨。临摹的目的主要在于技法、技巧的学习，但同时也有助于悟道的修养。所谓“爱其书兼取其为人”，“学其书兼学其为人”。

他说：“由于书品与人品的统一性，所以，当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临摹王羲之或颜真卿的书法，则不仅可以学到他们的笔法、结体和章法，同时也必然潜移默化、有意无意地为他们的风韵或道德所感染。”

“学习书法必须从临摹入手，所以不能不似古人，不似则失其所以为书法，这是传统艺术的特点。”潘建功的说法实际上也是大多数书法艺术家的共识，但认识这般深刻的却也并不多见：“凡是书法家则必须一半是文人，一半是匠人，既要有文人的妙悟，还要有匠人的巧手。只有匠人的巧手而没有文人的妙悟，则不能有创作;只有文人的妙悟而没有匠人的巧手，虽有创作但又难尽善尽美。”

的确，思想的妙悟只能来自文人的修养和灵性，而巧手则可得于频繁的模仿和日复一日的苦练。当然，匠人虽看似平庸，但也决不可少。什么是匠人，就是对某种书体临摹的得心应手，一旦让他脱开去抒发一点自己的理念，他们的面前就被一道墙阻隔，这道墙就是“文化”。

“所以，文人与匠人的合体正是中小学生练习书法的未来期盼。”潘建功告诉记者：“中国书法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学习书法必须沿袭着传统方向而行，我想为众多练习书法的中小学生提一些建议。”

他认为，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有些传世法贴，可由“法”的角度切入，通过临摹，不断掌握。如“二王”，颜、柳、欧、赵、虞、王。而有些书家的作品如果也以法的角度入手，那将不得要领，东施效颦。所以只能以“意”的角度学习其思想、胆识，继而领略其以笔墨为载体的心灵和人格之美。

“学书大致可以分为理论学习和实践（临习）学习两个方面。”潘建功说：“学习书法理论和进行书法实践的关系是‘知’和‘行’的关系。知就是‘认知’，就是‘有正确的导向’。这个‘知’越多越全面，‘行’就越自觉，越对路，越有把握早日达到目标。因此将书法理论作为书法实践的指导思想是非常必要的。”

书法，具有鲜明的艺术性和广泛的使用性。只要汉字和汉语存在，它就无法成为独立于之外的纯观赏的艺术。自古以来的书法作品，都是写汉字和写文辞的。这种以汉字为造型之象和以文辞为书写内容的艺术，原本是以汉字实用为第一功用的，或说是以汉字实用为前提的。

“这就说明，对待书法不能仅仅考虑艺术欣赏的一面，还要兼顾到汉字实用的一面。”潘建功认为：“学习书法要老老实实地写汉字，既要把汉字写正确，又要将语言写通顺（当然还有更高的要求），起码要让人家认清和看懂，因为这是艺术语言与艺术表达的基础。若能兼善字美文美更好。相反，学习书法不写汉字，不写文辞（诗、文等等），想完全脱离汉字与实用，理同想当医生却不愿学诊断，不愿学药理一样，势必会丢掉根本。”

“临帖是唯一捷径。”他十分肯定地说，古人法帖多为历史筛选留下的书法范本，记录着前人用笔、结体、布局（章法）等法则和艺术思想以及艺术表达的成功经验。通过对它的心追手摹，减少自己的摸索和弯路，最直接地最快地找到书法艺术的真谛和奥秘。

“不过，历代的碑帖繁多，而且还在继续发现和接连出版。”潘建功说：“这众多的碑帖，因书写者的艺术能力高低不齐或书写的目的不同，虽然都有价值，但品位不等。有的不能作为‘法书’，甚至，不值得效法。所以还要审慎选帖。‘选帖’如‘择师’，古人有‘取法乎上’的教导，我们不能随便跟从，更不能拜倒在劣书、怪书、病书、俗书者的脚下。”

古人的法帖，真（楷）、草、隶、篆种类多样，从何入手最为合适呢？而历来书家（书论家）也各持言辞，认识不一。

“楷书是基础，从楷书入手更为妥帖。”对此，潘建功以为：“初学书法，应先重规矩和法度，方能步入正确轨道。楷书八法（横、竖、撇、捺、点、钩、挑、折）齐备，最为严格，以此绳之，可算严师严教，定能精进。楷书笔势稳健，如慢动作，一招一式，皆完整到位，规范有致。其点画和结构，非常精细，最能训练基本功夫，最能培养不浮不躁的心境。是得法、入门的正道。”

“学书成就的高下，仅靠书法技法理论和临帖实践是不够的，还必须加强多方面的知识修养和艺术修养。”他说：“如历史的沿革、文字学知识、碑和帖的问题、刻石的问题、墨迹及其真伪的问题，历代书家的问题，还有文学、美学、哲学、品德修养、揖让进退、甚至姊妹艺术的问题等等，都要尽可能多地去学习、研究和掌握，才能丰富书家头脑的宝库，才能丰富书法艺术创作的内涵，才能提高书法作品的艺术品位。”

可见，“学富”是攀登艺术高峰的阶梯，一定要努力打造。

“书法实践必须强调足够的量，也就是要下足够的功夫，‘功夫不至无以极其致’（吴玉如）。”采访的最后潘建功告诉记者：“张伯英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永师登楼不下，四十余年。张公精熟，号为草圣，永师拘滞，终能著名。以此而言，非一朝一夕能尽美。俗云：‘书无百日工’，益悠悠之谈也。宜白首攻之，岂可百日乎！’（徐浩《论书》）。”

他说“古人早就有经验和体会，米芾说‘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片时废书也。’苏轼说‘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铤，不作张芝作索靖。’看来，勤奋与刻苦习书是掌握和运用书法技巧的通途。天天使用毛笔工具的古人尚不敢懈怠，何况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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