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定北宋护耕七堡踏勘记□ 王 军 王 平

边界“侵耕”催生护耕堡

宋与西夏双方有绵亘二千里的边界,边界地区大都没有明确的封堠濠堑加以区分,往往是非常含糊地“指地为障”。宋夏之间战事频繁,导致边民大量逃亡,处于缓冲地带的田地多变为闲田。宋夏多以沿边之间“两不耕种之地”为界,大多无险可守,形成了无处不设防、无处不屯兵、处处设防而处处无防的“备多力分”的不利局面。这种不利状况也使得宋夏之间互相袭扰,侵占田地的事件层出不穷。

北宋朝廷,曾经长期招诱西夏沿边熟户,稳定边陲。对于投宋熟户,宋廷大都在沿边地界赐以“闲田”安置,令其生息。这种安置叛夏熟户的政策,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遏制西夏对宋边的侵耕,也为反击西夏进扰提供了支撑。但伴随着西夏扩张野心的膨胀,侵耕事件不断发酵,“出其不意尚或交侵”的越界侵耕行为导致边界地区纷争迭起,祸乱不断,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北宋边界安全。

神宋继位后,踌躇满志,决心重振大宋国威,任用王安石实施了以“富国强兵”为目的新法。政治和财政上的改革使军事力量有很大的增强,一改对夏“三十年来口不言兵”的保守妥协态度而趋于强硬,并在宋夏边界采用军事拓展与“进筑”方式逐步巩固从西夏夺回的失地。

哲宗继位后,在军事上更趋强硬,策动了展拓疆土的“绍圣开边”,使得“进筑”规模较前更为扩大。北宋对西夏的“进筑“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军事推进,实乃是进筑在前、耕稼踵后。宋廷的“进筑”极大地压缩了西夏的生存空间,荒凉干涸的西夏内地难以满足军需粮草,于是就频繁袭扰、抢掠宋边民田地,以致“侵耕”事件层出不穷。

安定护耕七堡的前世

北宋建国初,西部边疆仅达伏羌寨(今谷县)。面对如此局势,北宋朝廷为应付与西夏长年作战的局面,便在宁夏、甘肃设置怀德军、镇戎军、德顺军,加强军事方面的建置和设施。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记载:“宋朝虽采取了防御西夏之措施,但西夏的骚乱从未间断,于景祐三年(103年)举兵攻回纥,陷瓜、沙、肃三州……复举兵攻兰州诸羌,南侵至马衔山,城瓦川、凡川会。”于是今安定区地遂为西夏占领,也未有建置。宋廷为达到富国强兵之目的,积极采取逐渐向西开拓战略,于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进兵至古渭州,筑古渭寨。熙宁五年(1072年)升古渭寨为通远军(今陇西县),建置熙河路,领照河、洮、岷、迭、宕等州及通远军。元丰四年(1081年),北宋朝廷实施“五路伐夏”,其中只有李宪一路出照河,以偏师出夏人侧背,夺取了兰州,进军顺利。在“李宪败夏人于西市新城”之后,便“以兰州西使城为定西城”,今定西这块地方才收复,归入宋代版图,在元丰四年才有了定西城之名。

尽管宋廷收复了今安定区辖境,但宋与西夏之间的却从未停止。宋为了巩固熙河,相继在境内修筑了安西、平西、通西、关川等城池。同时,在今李家堡至牛营大山长达五十里地带的崖上修筑同护耕七堡,以保护农耕,反制西夏侵耕,也是向西夏宣示对该地的主权,构成了北宋边关整体防御系统中的一部分。

据《宋史?列传?第二百四十五》载:“(元祐)七年,游师雄请自兰州李诺平东抵通远定西、通渭之间,建汝遮、纳迷、结珠龙三砦及置护耕七堡,以固藩篱；穆衍请于质孤、胜如二堡之间,城李诺平以控要害。议未决,秦凤都监康谓以为:“夏之所以未臣附而屡肆兵者,以我势分于堤备,兵未练而赏罚失当耳。若择锐结伍,伺彼之动,聚则先击,散则复袭,则彼分而我聚,以众击寡,可得志也。”诏谓诣阙,而下其事于诸道。”另外,《宋史?列传?卷二百四十五外国二(夏国传)》也载:“先是,游师雄乞自兰州李诺平东抵通远军、定西城与通渭寨之间建汝遮、纳迷、结珠龙三寨及置护耕七堡,以固藩篱。穆衍又乞于质孤、胜如二垒之间城李诺平,以控要害,及言纳迷、汝遮、浅井、隆诺皆宜起亭障,以通泾原之援。诏以师雄所言令范育参详。”游师雄(1037—1097年),字景叔,北宋名臣,今陕西武功县人,元祐五年(1090年)任提点秦风路刑狱。次年,夏人侵泾原、熙河两地,游师雄在定西至通渭间请筑护耕七寨等战略据点,以加强防卫,使边境安定多年。通渭寨遗址在通渭县什川乡古城村李家坪社,依山而筑,南临古城沟。宋熙宁元年(1068)八月,秦风路副都总管杨文广于擦珠谷筑堡,神宗赐名通渭。熙宁五年改通渭堡为通渭寨,西夏称擦珠谷。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八十二》记载:“元祐元年秋七月,措置熙河兰会路经制財用孙路言:“兰州定西城一带新边地土,除已招置弓箭手外,有旷土万余顷,未曾修筑堡障,而有贼马钞掠之虞。请自兰州东关堡东修葺质孤、胜如护耕二堡,及于禹职六族中森摩干滩內、定西城东、玉楼山各筑堡护耕,差役人兵与本地分弓箭手相兼守御。”诏刘舜卿相度,如合修筑,即渐次兴修。”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八十六》记载:“(元祐元年)七月辛酉,措置熙河兰会路经制财用孙路言:“兰州定西城一带新边地土,除已招置弓箭手外,有旷土万顷,未尝修筑堡障,而有兵马抄掠之虞。请自兰州东关堡东修完质孤、胜灵、护耕三堡,及于禹减(疑为职)六族中心闷竿滩内、定西城东(疑为玉)楼山,各筑堡护耕,差役人兵,与本地分弓箭手相兼守御。”诏刘舜卿相度如何修筑,即渐次兴修。”

《定西县志》1990年版)载:“1086年(宋哲宗元祐元年)九月,诏刘舜卿修筑定西城东玉楼山各护耕堡。十月,从熙河经略司言,新复呸嘿川一带土地,依旧令定西城招置弓箭手耕种。”定西城东玉楼山的具体地名今已失传,地名的产生与消亡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引起地名变迁的因素很多,如牛营大山西夏称为蟾姆山。明中叶,兰州肃王府派人在山下设牛营军屯,该山又称牛营大山,蟾姆山变成了牛营大山的主峰之称。

这些资料说明宋代在安定境内确实修筑了七座护耕堡,在定西城与通渭寨之间确定了护耕堡的范围,也说明七堡均由刘舜卿负责修筑。刘舜卿为北宋名将,曾从长安单骑赴庆州御敌。在宋军攻打西使城(定西城)时,最先登城而立功,升迁为皇城副使。

经实地考察,七处堡寨在今定西市安定区李家堡镇麻子川至牛营大山约五十里的山谷两侧崖处,各堡寨残迹至今都在。宋置护耕七堡的目的即是为了保护边民耕田,也是为了巩固边界。护耕七堡的作用到底发挥了多少,史界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七堡的修筑对西夏造成了直接威胁,因此,元祐六年(1091年),西夏梁乙通统率10万大军,进攻通远军,掏毁了护耕堡。《宋史?哲宗纪》及《长编》卷四百六十二载:“元祐六年(1091年)夏四月,夏人大举攻熙河毁通远军护耕七堡。梁乙通遂以十万众压熙河通远军,围定西城。挑掘沿边所筑护耕七堡,毁其崖,杀掠居人千计。七堡者乃向所筑争执处,毁之以示必得也。”梁乙逋是夏梁太后的兄长,与梁太后一起曾把持西夏朝政多年。梁乙逋率兵掏毁宋护耕堡,是因为七处堡寨使西夏对宋的侵耕受到了威胁,因此,掏毁七堡即是西夏向宋廷宣示对此地占领的决心,也是一种近似于宣示主权的行为。因此,安定境内宋护耕七堡由刘舜卿负责修筑,由梁乙逋率夏兵捣毁。护耕七堡当初修建工程较大,挖毁严重,后代官方再未修茸,至今残迹皆在。

护耕七堡今何在

文史专家薛仰敬先生曾说:“七处堡寨经实地考察,在今定西县南麻子川至牛营大山约五十里的山谷两侧崖处。各堡寨当初修建工程大,挖毁严重,后代再未修葺,至今残迹皆在。”(《仰敬文集》)2018年,安定区政协文史委特邀部分文史研究员经过两月时间的考察、比对,发现北宋在安定区境内所筑的护耕七堡的遗址分别在宁远红土村下街、中街,杏园乡刘家湾村双堡梁、杏园乡张家山村党家河西山、宁远镇王坪村蛟龙渠东山梁、杏园乡牛营村村址西北的阴屲山山梁、阳屲山山梁,至今遗址尚存。

红土下街护耕堡位于宁远镇红土村下街,定宁公路道旁的山嘴上,北纬35°27′03.21“,东经104°49′33.28”,海拔2007米。当地村民称其为“下堡子”,堡子为椭圆形,北距天定高等级公路120米,东南至西南临崖,东南距红土学校不足百米。堡子周长180米左右,占地面积2600平方米,堡墙残高2～3米不等,夯土层厚10～13厘米。堡门东开,残高约1.8米,用石条筑砌,东北角墩台保存完整,其余几面墙坍塌严重。堡子被掏毁后,一直处于废弃状态,直到清末当地住户为躲避匪乱,曾加筑后再次利用。堡内最高处——北面就有屋舍、院墙的建筑残迹,也有几孔塌陷的箍窑。据当地村民讲,堡内最多时曾经住着三四十户人家,最后一户住户董俊甫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搬出来。

红土中街护耕堡位于宁远镇红土村中街,定宁公路道旁的山嘴上,北纬35°27′06.48″,东经104°49′57.24″,海拔2010米。当地村民称其为“上堡子”。堡子依山势而筑,西南低、东北高,东、南、北三面墙呈直线,东南、东北两角为直角,西墙为弧线形。南墙长约20米,东墙长110米,北墙长60米,西墙长约130米,周长320米,层厚11～13厘米。堡子占地面积约3500平方米,为护耕七堡中占地面积最大的一座。东墙与北墙较为完整,墙基阔4米,顶宽1.5米,残高5～6米,南墙、西墙坍塌严重,残高3～5米不等。堡门东开,宽3米。在堡子的西北角有一豁口,疑为后世所开。堡子东、南、西三面临坡,坡长20～30米不等。北墙外有沟壕,深3～5米,宽5～10米。堡子北距天定高等级公路约150米,南距临定宁公路40米,西南距红土学校约70米,东、西两面为黄土地冲刷沟壑。

红土村上、下护耕堡相距300多米,这样的设置似是一种相互应援的关系,牛营村址西坡上的两座护耕堡也是类似的设置。(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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