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的传承与流变 □ 李 璘

“花儿”词体溯源

应该说,自从有了人类便诞生了歌谣。考察渊源,中国的民歌与古体诗歌具有同源性,诗歌是从民歌中分离出来,并逐渐走上格律化的道路。而民歌始终以口传为主,长期保持着轻快自在的形式,劳苦大众既是民歌的主人,也是传承的主体。

正因为古体诗词来源于民歌,二者同源异流,所以历代民歌与诗词有许多共同的因子,某些共同性,千载延续,相互渗透,反映出中国民歌与古体诗词的生命力。

有些事情很奇妙,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湖北省的文化工作者在民间文艺调査中发现,在该省房县境内流传的民歌中,竟然镶嵌有《诗经》的《关雎》《蓼莪》《伐檀》等的原本词句,遂称其为“诗经民歌”。如被称为《姐儿歌》的歌词:“关关雎鸠往前走,在河之洲求配偶,窈窕淑女洗衣服,君子好逑往拢绣,姐儿见了低下头。”“关关睢鸠张开口,在河之洲抬起头,窈窕淑女一朵花,君子好逑跟姐走。”有人考证,房县一带曾是《诗经》十五国风“召南”的采风地,两千多年前的民歌至今还以活态的形式存在,简直匪夷所思。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花儿”之中。

在洮岷“花儿”的词体中,有“三三七”字句的定式构词。

人老了,心败了,

全是钢刀不快了,

钢刀老了可磨哩,

人老了者咋活哩。

打灯蛾,绿翅膀,

飞到马场东寺上,

只要我在阳世上,

把你不到难处放。

在好多“花儿”词体中,三三字起头句还形成定型语。如:“红心柳,两张杈”“钢二两,四两钢”“针两根,一根针”。歌手们唱花儿时,也会在三三字间随意衬入一起介词作用的语气词,如“人老了(嘛)心败了”“打灯蛾(就)绿翅膀”。我惊奇地发现,这种词体远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在某些楚辞词体中,还成为定式结构,我们索性称其为“楚辞歌体”。

《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去刺秦王,燕太子丹等在易水边送别,唱出一首悲壮而又感人的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据有关专家考证,《诗经》《楚辞》等上古诗歌中的“兮”字,是感叹词,原本发音如当今的“啊”,无实体词意。显然《易水歌》为“三三七”字句结构,“风萧萧,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和此类洮岷“花儿”的构词有一致性。再以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为例: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显然也是“三三七”字的句式结构。楚霸王走上绝境后,所吟《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汉武帝所吟《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今)雁南归”,都含有这种体式。汉乐府中的曲辞“战城南,死北郭,野死不葬鸟可食”等都是这种体式。

这种词式,不仅存在于历代民歌中,也出现在唐诗等历代诗作中,李白的诗句中有“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杜甫有“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兵车行》)。

从词体结构中,可以看到“花儿”词体和古代歌谣脉络相通,这说明“花儿”与历代歌谣有某种共同的文化基因和一定的传承关系。请注意,拙文并未言称“花儿”是由远古某种歌谣或楚辞直接演变而来。

在河洲“花儿”或河湟“花儿”的词体构成中,有独特的“双字存尾”现象。如:

阴山阳山倒对山

好不过

挡羊的│草山│

尕妹们出来门前头站

活像是

才开的│牡丹│

白牡丹白着耀人哩

红牡丹红着│破哩│

尕妹的身跟里有人哩

没有时陪上着│坐哩│

在洮岷“花儿”和许多类型的民歌以及古体诗中未见有此种双字尾形态,但在古典词作和散曲的小令以及套曲中却多有双字尾出现。即以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为例:

明月别枝│惊鹊│,

清风半夜│鸣蝉│。

稻花香里说丰年,

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

三两点雨山前,

旧时茅店社林边,

路转溪桥│忽见│。

河湟“花儿”不论是齐句式还是“两担水”“折断腰”等长短句式,都具有双字尾特点,这固然与方言构词有一定关系,但可以肯定河湟“花儿”的词体结构明显地受到宋元以来词曲体式的影响。

“花儿”是流行地区各民族群众共同拥有的民歌,在“花儿”流行区不论是汉族,还是回、藏、土、东乡、撒拉、裕固、保安等族都是用汉语唱“花儿”,这又使我想到,西汉时期流传下来的《匈奴歌》和北朝敕勒(又称铁勒)部族的《敕勒歌》,不仅是用汉语记录,而且是汉歌情调,《敕勒歌》亦含“三三七”字词体。谨录之。

《匈奴歌》

亡我焉支山,

令我妇女无颜色。

亡我祁连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

《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使我们自然联想到,古代的少数民族是否也有同唱汉族民歌的习俗?中华民族是多源一体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文化是多源文化的统一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始终能够体会到主体文化的凝聚作用。种种现象都显示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亲和力。

“花儿”的传承

“花儿”自成型以来,便稳定传承。即以洮岷“花儿”为例,始终保持着南路“啊欧连儿”和北路“两连儿”两大曲调体系,构词以七言三句段和七言四句段为主,歌场在山野和田间,伴随着劳作而兴唱,同时以庙会为集众歌场。始终遵循进村不唱,在家不唱,亲戚及长辈面前不唱的禁忌。有些精彩的花儿词长期在民间流行,或原词流传,或新旧词套唱,甚至有明朝时期的花儿词还在传唱。有这样一首花儿:“松树林里狐丢盹,看着尕妹担的桶,人品压了十三省。”这显然是一首产生于明朝时期的花儿,因为两京十三省是明朝的行政建置。套词传唱的有“洮河沿上洗线哩,人在隔河两岸哩,多早才能见面哩,活把人心想烂哩。”

近些年有人套唱为“人在海峡两岸哩,多早才能见面哩”。有一首“花儿”词在各大会场套唱:“娃娃不领门不看,油缸倒了都不管,一年一趟二郎山”,在莲花山“花儿”会上套唱为“一年一趟莲花山”,在大庙潍“花儿”会上套唱为“一年一趟大庙滩”。伴随着岁月的流逝,新的“花儿”词随时都在涌现,人脉不绝,“花儿”不衰,改朝换代和时局变迁,都未能阻挡“花儿”的稳定传承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社会,以家庭为单位聚合为自然村落,耕种周边的土地,采伐传统的山林,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耕、夏耘、秋获、冬藏,周而复始艰辛而又稳定。祖辈的歌,父辈接唱,孙辈继之,祖祖辈辈,延续不断。“花儿”是中国农业社会的文化产物,随着农业社会的延续而稳定传承。经济结构的稳定,决定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稳定,从而也保证了原生态文化传承的稳定,因而明清时代的“花儿”与当今“花儿”并无大异。这符合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这一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因此,便决定了“花儿”的千歌一调、千百年一曲的传承状态。如果说有变异,多表现为渐变和微调。凡重大的变革和历史事件,也都会在“花儿”唱词中反映出来。

清朝同治年间,甘肃境内社会动荡,事变频发,起义事件连年发生,官府随时镇压,兵燹更兼饥荒,民不聊生,有些人参与起义,竟至不怕被官府杀头,于是便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土匪“花儿”,如“大老爷堂上问斩刑,头割下碗大的疤疤；董亚坏朽者何时哩,趁活者把不干的干下。”(按:“董亚坏朽”指“世界末日”)。1928年,17岁的马仲英在临夏起事,自任总司令,人称“尕司令”。是年,马仲英率众进入岷县,后被吉鸿昌部逐出。当年在岷县境内传出了反映这一历史事件的“花儿”:“尕司令掮(方言音qie)的盒子枪,岷州城里战一仗,没折兵来没折将”。

基调凄寒的洮岷“花儿”,既包容着广大民众的疾苦,爱恨情仇尽在其中,也反映出时代的变迁。纵观“花儿”传承史,我们能感受到地方历史的脉动,也能领略世情的冷暖。

“花儿”的流变

社会经济及生产、生活方式决定着社会观念形态以及包括歌谣在内的民间文艺形态,当生产生活方式发生结构性的变革,民歌也会发生剧变甚至走向消亡,冷静观察,不乏先例。

流行已久的川江号子及艄公歌等,在机动船舶取代了人力拉动的船只,作为劳动职业的艄公、纤夫均已消亡之后,便终止了传承途径,悄然走向消亡。

过去,人们为了生计,走西口、下四川、闯关东,其间的艰辛今人无法想象,一人出门,全家牵心。于是包括“花儿”在内的多种民歌中,都有曲调悲凉的“出门人的歌”:“一溜儿山,两溜儿山,三溜儿山,脚户哥下了个四川。”岷县俗语中,当有人轻松地说到要做力所难及的事情,别人便会斥之以“你一口说了个北京”!当年从岷县到北京的行程为四十八马站。如果出门人一天天徒步而行,谈何容易!而今,交通发达,出门成为快事,乘航班从省城到北京可当日往返,即使乘火车,也清晨起身黄昏后即达。在这种状况下,走西口、下四川等出门人的歌就会自然消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剧然变革,经济腾飞,生活方式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人们的文化生活还能局限于原来的模式吗、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花儿”,还能安然保持原生态吗?前景不容乐观,我认为“花儿”也会走向消亡。再以洮岷“花儿”为例,且看如下事实:

其一,在“花儿”流行区,有20％以上的农村人口长年在外打工,他们逐渐接受流行文化,基本上不再是“花儿”的传承群体。

其二,在“花儿”流行区,已基本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农村的孩子们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至十五六岁后又进一步分化,他们将不会再次接交“花儿”传承的接力棒。有人提出“花儿”进校园的主张,只不过是危机感的表露。本人从事中学教育凡三十年,窃以为“花儿”进校园不符合中小学的教育氛围,不宜提倡,而且也行不通。至多只能向中小学生传授些“花儿”知识,让他们像唱校园歌曲那样唱“花儿”的事,实在不敢设想。

其三,农业生产方式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机耕普及,到处都在推广设施农业,日光温室遍山野,家家户户下地从事大田劳动的场面在迅速消失,山野田间不再是农民交流感情的歌场,农业可以进入温棚,“花儿”却不能在温棚里传唱。

其四,各地都在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农民离开祖辈定居的自然村落,既改变了传统的居住模式,也改变了传统的娱乐方式,这使“花儿”生态环境不复存在。

其五,由于手机、网络的普及,依赖“花儿”传情的方式已经过时。

其六,“花儿”流行区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商业运作方式,加速传统“花儿”变味。

其七,当“花儿”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并进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各地都加大了保护力度,但保护措施存在着一定的偏颇,确定并培养“花儿”传承人,频繁举办“花儿”演唱会等,颇费心力,但在“花儿”保护问题上,我们选择的是一条驯化道路,而不是保证“花儿”的野化状态,其客观效果反而在推进“花儿”的流变。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答案仍然是进一步加大保护力度,调整保护方略。在当今这种局面下,只好把对“花儿”的保护指向两个方面,是尽量保留和延伸“花儿”赖以生存的环境,着力进行原生态保护；二是因势利导,引导“花儿”流变的方向,必要时可以开辟新歌场,营造新舞台,留住根脉,促其枝叶繁茂。也要注目于原生态“花儿”的抢救工作。呼吁“花儿”流行区的省区统一运作,花大力气编纂《中国“花儿”大全》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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