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悲歌——李璘先生对洮岷花儿的研究

洮河沿上洗线哩,人在海峡两岸哩。几时才能见面哩,活把人心想烂哩(洮岷花儿)。

人间的音乐都是悲哀的,只有天国的音乐才是快乐的。

——题记

花儿是流行于大西北部分地区的一种古老民歌。在中国民间歌谣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珍品之一。

已届耄耋之年的李璘先生,1938年元月生于甘肃岷县,自幼生活在“中国花儿之乡”。中学毕业后,相继就读于兰州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自1961年起,从事中学教育三十年。1998年在岷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岗位退休,其间先后任岷县一中校长及政协岷县委员会副主席。他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地方历史文化的考察活动,出版个人文集多种。

李璘先生世居岷县二郎山下,自由逛庙会、听花儿,对流唱于故土的花儿有着与生俱来的深情。自1980年介入花儿研究,出席省内外历届花儿研讨会及相关论坛,撰写并发表涉及花儿的文章数十篇。

李璘先生作为中国民俗学会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他对花儿,特别是洮岷花儿,具有特殊的感悟。加之他勤奋好学,又有长期采风的坚实功底,所以在花儿源流的考辨、花儿的传承及民俗文化等方面,研究非常深入,形成了不少独到的观点。

洮岷花儿的悲歌色彩

李璘先生认为,人间的音乐有喜也有悲。从声乐的角度来看,许多原生态民歌都带有比较凝重的悲歌色彩。听侗族大歌,能感到默默地倾诉；听蒙古族长歌,能感到悠远的沉思；听走西口等道情民歌,又能感受到离别的凄苦；陕北的信天游,简直是宣泄时的号啕。西北花儿的悲歌色彩更浓,流行于岷县的洮岷花儿,几乎就是千年悲歌。

这是十分有见地的。

《乐记?乐本篇》有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韩愈也说:“乐者也,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送孟东野序》)所以,“人哀而歌不乐”(《淮南子》语),都是内在感情的外泄。因为人生有悲情,所以民间必定会有悲歌。中医学所言七情是喜、怒、忧、思、悲、恐、惊；苏轼把人生情感归纳为悲、欢、离、合,不管怎样排列,悲情都在半数以上。即使人们衣食无忧,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也不可能绝对摆脱忧愁与悲哀。不管是英雄还是凡夫,面对岁月的流逝,都难免会有暮年的扼腕叹息。有关人生晚唱的悲歌,在洮岷花儿中十分常见:

麻布衫衫补丁补

身子无靠家无主

家无主时还罢了

老来日子难下了

人老江山几代了

全是钢刀不快了

钢刀老了可磨哩

人老了着咋活哩

……

李璘先生感慨地说,青年时期,每当听到这类花儿,都会使人感动；退休养闲之后,同样的花儿,所激起的却是内心的共鸣,所引发的更是对人生的惋叹!“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李璘先生还进一步介绍说,洮岷花儿主要是悲歌,在万民欢腾的花儿会上,进入一个个唱花儿的小场面,所听到的花儿也多属悲歌。花儿本以情歌为主,在洮岷花儿中,本应展现青春活力的情歌,也多是“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诗经?关雎》)的哀怨,难得有“得与王子同舟”(《越人歌》)的愉悦。

“肝花想成豆瓣了,肋巴想成豆秆了,肠子想成扣线(丝线)了”；“想得浑身没肉了,耳朵尖尖(儿)干透了,数肋巴时不够了”；“眼泪淌了两大缸,一缸和泥抹光墙,一缸给你洗衣裳”；“三天喝了两根(儿)汤(长面条),一根挂在腔(方言,kang)子上”；“想你晚夕没瞌睡,手拿长香院里跪,凌霜落了一脊背。”

……

以上花儿中的情歌,句句都是苦恋,充满酸涩。

在洮岷花儿的纯悲情歌词中,所容纳的全是哀伤。即使在被称为“喜歌”的“搭喜”花儿中,也有悲词。而且,洮岷花儿的调本身,就具有幽怨的旋律。

李恩春先生从花儿的音乐结构出发,指出,洮岷南路花儿为“六声商调式”“强调长音清角音为其特点”。这种曲调的音乐表现为“幽怨凄厉”。北路花儿“从商音开始,音阶式上升到高音宫音后,又下行至商音结束。”(李恩春《洮河折射出的绚丽花朵》)

这种以幽怨为特征的曲调,不是哪位音乐家的设定,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自然定型的,有丧亲之惨痛,思儿之悲泣,怨妇之忧伤,饥寒之哀号,抱病之呻吟和离别之凄楚,融人生的艰难曲折于音乐旋律之中,酸甜苦辣辛,五味俱全。

李璘先生认为,在人类的精神构成中,向来都是苦乐并存；在音乐结构中,也是歌哭一体。唱歌是音乐,哭泣也是音乐。所谓“长歌当哭”,即为此种意思。音乐出现在语言之前,悲歌更是音乐的先声,谁能说人类诞生时的第一声啼哭不具有音乐意义。要说歌声起源于哭声也绝不是牵强附会。三国时的文学家嵇康说:“殊方异俗,歌哭不同。”洮岷花儿的悲歌色彩,是与歌俱来的,是曲调固有的,是文化遗产之精华所在。

李璘先生还认为,从美学角度来讲,悲歌以深沉见长,意涵丰富,更具美学价值,也更有感染力。老百姓爱看苦戏,爱听悲歌,绝对是对美的追求,是别样的精神享受,并不是自我折磨。

1982年,在岷县一中从教的李璘先生,骑着自行车去岷县北部山村采风,前后历时10天,到过6个人民公社(现为乡镇),全程约300里。在距县城百里的维新公社(现为维新乡),考察5日,由公社主任王成生出面,邀请了几位老年女歌手,聚集于柳林村一农户家中听花儿。歌手有坪上村吴家五阿婆,时年67岁；柳林村李阿婆,时年77岁,另有一位近60岁的老妇和两位少妇现场“搭声”(帮唱)。

那位五阿婆,在少女时就唱出了名气,她用花儿表称:“杆两根,四根杆,我的名望近么远?上已岷县二郎山,下到小湾杜家滩。”囊括了岷县直至临潭(甘南州属县)境内一百二十里地。两位老人各有半个多世纪的唱花儿经历。言谈间,得知她们的人生遭遇了太多的不幸。用她们自己的话说,叫“活得苦情,过得难怅。”自傍晚至凌晨,诉唱半宿,悲情绵绵,令人终生难忘。

十年以后的1993年,李璘在岷县人民政府任职,第一次去维新乡检查工作。下车伊始,就打听两位唱花儿老人的境况。听到的结果是不仅李阿婆和五阿婆相继去世,当年陪唱花儿的老妇也已去世,就连为他邀请歌手的那位王主任也早在几年前就撒手人寰。人去楼空,顿感凄楚,闭目回想,情境犹在,悲歌依然回荡。

在那次采风中,李璘真正感受到洮岷花儿的悲歌色彩。略举如下:

吴:杆一根,两根杆,

元山坪只有我难寒。

坐的房子没撩檐,

院里没有水畅眼(排水道)。

李:怀里黄莺噗噜噜,

人古董(没本事)着押不住。

人又古董家又穷,

哪一头上陪住人?

凄凄惨惨尽悲歌,一次难以忘怀的采风,让他深切地领略到人生的悲苦与艰辛,感心动耳,荡气回肠。在此后的年月,他便注目于花儿的感情倾向,感受演唱环境,领会歌词内容,品味曲调音律。

古老的洮岷花儿,既是故乡民众的心声,也是祖祖辈辈的悲歌。

花儿的文化定位

花儿是流行于大西北部分地区的一种原生态民歌,其歌名是流行地区的民众对该歌种的原本称谓。

所谓定位,是通过对其文学属性、艺术流派、传承关系、传唱地域及民族属性等基本要素的规范性认识。

李璘先生对于花儿的理论认识,集中体现在《中国花儿的文化定位》一文中。

(一)文学及音乐归类,是对花儿的文艺定位。

花儿属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学艺术范畴。按文学分类,应该是中国的民间文学；按国内地域,则是民间文学中的西部民间歌谣。不论是中国民间歌谣,还是中国西部民间歌谣,因民族与地域的不同,而显现多品种的特点,花儿是西部民间歌谣中的一个品种。和其他歌谣一样,花儿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在西部歌谣中独立传承,独树一帜。花儿有别于其他歌谣品种,自有独立内涵,其文学归类,可以递进如下: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学——中国文学——民间文学——民间歌谣——西部民间歌谣——花儿

从音乐分类来看,花儿属于中国民间音乐的山歌类,是西部山歌的一种。这种西部山歌拥有自身的种群体系,是多流派多曲调的结构型山歌,既有综合系统结构,也有歌种曲调结构。其音乐区位如下: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音乐——中国音乐——民间音乐——民歌——山歌——西部山歌——花儿——洮岷花儿、河湟花儿、其他花儿

(二)花儿的类型。

1940年,张亚雄的《花儿集》出版,人们便习惯于以洮岷花儿和河州花儿来冠称花儿的分类。

李璘先生生活的岷县城区,属洮岷花儿南路调的传唱地区。这里的民众从来都把洮岷花儿的另一种曲调称为“北路花儿”,把流行于临夏境内的花儿称为“河州花儿”。

1980年,卜锡文发表了《试论花儿的体系与流派》,提出花儿三大体系的划分,分别是洮岷花儿、河湟花儿和陇中花儿。“河湟花儿”的提出,很快便得到学界的认可,但“陇中花儿”的命题,却引起学界的长期争论,称为20世纪80年代甘肃省两届花儿学术研讨会争论的焦点。

李璘先生则认为,对这个问题,应持尊重事实的态度。如果某地山歌被当地群众称为“花儿”,而且这种称谓是固有的,我们既无理由也无权利将其排斥在花儿之外；如果这种花儿既不同于洮岷花儿,也不同于河湟花儿,那便是花儿中的另一种类型。我们的责任只能是在考察、发掘的基础上认识其文学与音乐特点,并为其准确定位。

(三)花儿的基本词体结构。

洮岷花儿的基本句式是七言句,基本段式是三句段和四句段,尤以三句段多见。有些具有叙事性的长调花儿如《十二月牡丹》《九九歌》等,往往是由多个三句或四句段组成,而每个三句或四句段,又可单独成章。

在洮岷北路花儿中,还存在着“单套”和“双套”的特殊构词,民间又称其为“单花儿”和“双花儿”。单套花儿,是一个独立的三句段；双套花儿是一个特殊的六句段。在构词上,双套花儿是双句起兴,在演唱时,双套花儿是一腔两句,整首花儿行三腔,唱腔严谨,中间很难加上衬句。而单套花儿演唱时一腔一句,每句都可以随意加入衬语,直至“叠连儿”而曲终。对洮岷北路花儿的套式,李璘先生曾有专文论及(见《关于洮岷北路花儿的套式》)。

(四)花儿的流行地域。

花儿流行于黄河上中游地段的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的部分地区。其源头的地域中心在甘肃境内的洮河和大夏河流域,其中岷县和临夏市两个坐标点。

洮岷南北两路花儿共存于岷县境内,县城以北二十公里处是南北两路花儿的分界线。按岷县的方位,洮河以南地区是洮岷南路花儿的流行区,以北便是洮岷北路花儿的流行范围。从具体地区来看,宕昌县北部和岷县东南西部的一个狭小区域,是洮岷南路花儿的传唱地,而洮岷北路花儿的流行区包括岷县北部、卓尼、临潭、临洮、渭源和康乐等较大地域。河湟花儿自临夏地区向青海、宁夏和新疆、内蒙古方向传播。自元、明以来辐射面增大,传播地域辽阔。这种自行流传的状况,为国内其他民歌所不及。

(五)花儿的民族属性。

当今,在花儿的流行区内,有多个民族传唱花儿。唱洮岷花儿的有汉、回、藏、土等族；唱河湟花儿的有汉、回、藏、东乡、保安、撒拉、裕固等族。显然,花儿是这些民族共同拥有的民歌,但并非是这些民族同时或各自创造了同一民歌。花儿的原创民族是汉族,或者说花儿本是汉族民歌。

上述认识的理由是:1.流行地区的各族群众都是用汉语唱花儿的,也有夹杂少数民族语汇的“风搅雪”现象,但这种情况极少见。同时,“风搅雪”也是少数民族语汇的“风”,搅汉语歌词的“雪”,汉语仍是这种花儿语言的主体。2.与国内其他地域汉族民歌的词体比较,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3.在中国古代歌谣的构词中,也可以找到佐证。4.中国古典诗词的词体结构,与花儿词体有很大的一致性。5.花儿中赋、比、兴的表现技巧,是汉语歌谣及诗词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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