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现实的参照系——访作家王戈本报记者　王长华

王戈简介:

王戈,1941年生,甘肃省陇西县福星镇新民村人,长安大学文艺研究室主任、教授,现退休居于北京。上世纪50年代走出陇西北部种和乡新民大山,在陇西一中完成高中学业,后考取了兰州大学中文系,1965年毕业后分配到西安公路学院任教。1983年,以短篇小说《树上的鸟儿》一夜走红,并拿下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转载改编达18次之多,1987年结集出版。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2年又一力作《通向世界屋脊之路》获1991年—1992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2001年电视剧《江隆基》(合作编剧)获中宣部第八届“五个一”工程电视连续剧奖。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常务理事,陕西省写作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专家,陕西省高等学校专业建设评估专家。

首次听说王戈先生的大名,那还是在1984年,当时他因一篇小说《树上的鸟儿》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那一年,笔者16岁,刚刚考入陇西师范。

刚刚入学的我们,听说陇西籍的作家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自然激动万分,立即从学校阅览室借来1983年11月的《小说选刊》,如饥似渴地一口气读完。然后,又是我借你,你借他……直到归还杂志时,已经没有了封皮和封底。

作家王戈的名字,就这样烙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33年后,笔者终于见到了这位慕名已久的作家。

重回故乡

王戈先生今年76岁,虽然满头银丝,但精神矍铄。

7月25日,王戈先生应邀来到母校陇西一中,面对师生们和社会各界人士,做了一次以“历史是现实的参照系”为主题的文学艺术讲座,回顾了自己的从文道路和艺术感受。

诗人杨继胜先生撰联一副:

树上鸟儿享誉海内健笔再塑通向世界屋脊之路

远方游子重回故乡柔情写出江隆基最后十四年

这副联语巧妙地将王戈先生的成名作《树上的鸟儿》、代表作《通向世界屋脊之路》《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嵌入进去,堪称佳对。

书法家包俊明也书赠诗歌一首:

抱负远大智超群,

载誉文坛几十春。

欣回故园传正道,

只为彰显民族魂。

尤其是诗中的最后一句,“彰显民族魂”,应为对王戈先生后两部代表作品的准确评价。

7月26日,王戈先生在下榻的酒店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话题围绕着他的几部重点作品展开。

值得一提的一个细节是,在短短一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王戈先生还会见了两位老同志:一位是他当年考入兰州艺术学院后,送给他7块钱路费的小学同学蒋耀(1960年,在那个饥饿的年代里,7块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另一位是陇西县文化馆原馆长常孝行先生。三位老人都已经到了耄耋之年,握手话当年,都不胜唏嘘。道别时,王戈和常孝行紧紧拥抱。目睹这一幕,在场的人们都不禁眼眶一热。

教学之路

有人或许会问,王戈先生的职业身份是大学教师,那么,他在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有何贡献?他为什么会走上文学的道路?这也正是笔者所感兴趣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王戈先生的《七五自述》一文中就有了答案。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这一年被历史称作“科学的春天”。人民教师戴了大红花,从“臭老九”变成香饽饽。三中全会后我的家庭问题得到平反,夫妻分居十年后也调在一处。其时我已三十大几,东一枪西一锤不是长久之计,必须冷静想想你这一生想干什么,能干什么。按说,身在高等学府,就应该老老实实做学问。试着做了做,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要查找唐代“茶圣”陆羽的几首茶诗,也知道在全唐诗的第八卷,但我们学校图书馆的文史书籍被洗劫一空,连目录都找不到。无奈只好去附近几所大学求助,结果大同小异。最后到音乐学院,书籍铺了一地,说有全唐诗,还没整理,不知第八卷在不在。这件事于我的教训是不能再盲目地瞎折腾,年龄不饶人,耽搁不起；工科院校文科课程始终被边缘化,处在可有可无的状态,个别领导重视但也把文学等同于政治课。于是便决定走已经上了路的路,不再回头。

由此来看,促使王戈先生走上文学之路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在几篇散文中提到的(以下引文,如不注明出处者,都出自《七五自述》),从小喜欢文学,喜欢阅读,对写作有炽烈的偏爱；二是他也想过走学术研究的道路,但在刚从“十年动乱”中挣脱出来的工科院校,连起码的文学研究资料都难以保证。情势逼得他不得不另辟蹊径,扬长避短,选择从教学和文学创作两面作战、齐头并进的奋斗之路。这是一个艰难的也是勇敢的选择,从后来的成果看,可圈可点,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

作为高校教师,王戈先生首先必须担起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认真备课讲课,完成教学任务。高考恢复后,他先后为本科生讲授过大学语文、写作、对外汉语、中外名作阅读与欣赏、文学概论、影视艺术概论等五六门课程,编辑有《对外汉语》(上下册,内部印刷),主编出版有《中外名作阅读与欣赏》等教材,还与陕西师大、西北大学中文系教师联合指导过几名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王戈先生的教学生涯中,有几件事是值得一提的。

西安公路学院是国家早期规定接受外国留学生任务的高等院校之一。当年分配他去时就有培养越南留学生的任务,1974年又恢复招生。1978年,他接受了给外国留学生讲授《汉语》的教学任务。先后教过巴勒斯坦、也门(两届六名)、马达加斯加、尼泊尔、赞比亚等国的十多名学生。一届学生最多有四名,大多是“一对一”,有他亲自编印的教材,如同外籍教师给中国学生讲英语,相对轻松。在他教过的学生中,巴勒斯坦那位成为该国第一任驻华大使,也门一位十年之后当了该国工业部部长,来中国出席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时专程来学校看望过恩师。

同外国人打交道在当时是一般作家很难接触到的题材,王戈得天独厚,以留学生为素材创作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老虎与鲜花》,发表在大型文学季刊《绿原》上。还有一组散文《我的留学生朋友》,由陕西政协报(海外版)分期刊载。《树上的鸟儿》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交通部决定办梯队干部(即准备提拔的后备干部)培训班,他们大都是老三届知青,来自各省市的公路交通部门,通过两年的脱产学习达到大专水平。王戈接受了为他们讲授写作课的任务,计两届四个班。给他们授课没有固定的教材,分十多个专题,有的有所准备,如公文写作等,有些是应学生的请求临时加进去的。如当时是琼瑶热,学员要求讲讲琼瑶的小说,王戈只有彻夜赶读以满足他们的愿望。此时王戈已是出名的作家,会议多,约稿多,访客多,加上繁重的教学任务,经常熬夜,弄得相当疲惫。尽管如此,他还不忘创作,获得西安市文学创作奖的小说《妈妈也还年轻》,就是以这些学生为素材创作的。王戈与这批学员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去北京出差,大街上偶遇吉林的一名学生,方知毕业后即升任吉林省运输公司总经理；他要去天津,只给一人打了电话,结果有八位当年的学生开着车接站；他从拉萨飞成都,机票是部队一学生代买的头等舱；他给接机的成都二运司经理坦言钱花完了,该生便将他的食宿及卧铺车票全包了下来。谈及这些往事,王戈先生大有“桃李满天下”的感慨。

西安公路学院1995年更名为西安公路交通大学,升为国家“211”重点大学。21世纪初,与地质、建筑三所部属院校合并而成长安大学,归教育部直属,王戈先生即退休。他创建的文艺研究室与中文教研室合并,创建成文学艺术与新闻传播学院,十年后发展到6个专业4个硕士点100多名教师。

成名作:《树上的鸟儿》

1979年,王戈在复刊不久的《延河》杂志上发表了《乔迁之喜》,写一个老知识分子从造反派手里讨回自己住房的故事。这是他第一次写小说。第一次在大型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当时是文学热,刊物发行数以十万计,自然有广泛的影响,这一作品被一家剧团改编为话剧上演。

《树上的鸟儿》是王戈的第四篇小说,曾被一家文学期刊退稿。甘肃《飞天》杂志编辑王守义是王戈的中学同学,其时正在西安电影制片厂修改他的电影剧本《淘金王》。王戈去看他时谈及退稿事,王守义说给他带回去看,能不能发表还要主编定。结果没出两月,在1983年的《飞天》第九期头条发表。更令王戈和责任编辑王守义感到意外的是,《新华文摘》和《小说选刊》同时在11月号上转载,并有《小说选刊》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阎纲写的评论配发,称该作是民族美德的“民萃”之作。这样,这篇退稿小说也就一夜走红。更没想到的是,次年3月,该作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还被《甘肃日报》全文转载。

颁奖大会期间,文艺界老前辈周扬在政协礼堂宴请获奖作家,发表了一通祝贺鼓励的讲话,衷心希望这批作者中“能产生几位真正的作家”。

获奖产生的名人效应还在继续扩散。

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要引进王戈。但学校领导说,你现在是名人,学校做不了主,还得请示一下交通部。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有四位领导前后脚地来到王戈住的简易楼,好言相劝,说住房给你调换,工作给你调整,你不要走,你走对学校影响不好。有一位还转达了交通部教育司司长的话:“这么大个交通部还养活不了个作家?把他从教研室调出来,单另安排,能讲课就讲一点,不讲就写他的小说去。”王戈答应领导的要求,学校随即把他从中文教研室调出来,单另成立了包含文学、书法、美术、音乐在内的文学艺术研究室,让他当主任,发给一枚处级单位的公章与外界联系,共五位教师,按科研人员年终考评,教学工作量减半。

了解到这些获奖之后的故事,人们不禁有几分感慨:如果王戈没有获奖,那也许他还得在“蜗居”中苦苦地“熬”着,熬到什么程度也很难说,这涉及到一个人才成长的环境问题。当然,没有“苦熬”的过程,也就难以有获奖的结果。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

《树上的鸟儿》是王戈先生的成名作,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先后被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媒体转载改编达18次之多；广播剧有陕西、湖北两个版本,湖北版被中央台选用,还被少儿出版社改编成连环画；长春电影制片厂曾联系改编电影未果,就在最近还被收入大型丛书《陕西文学六十年》短篇小说卷中。

关于这篇小说的题目,王戈先生在创作谈中讲过,并非来自黄梅戏《天仙配》,而是来自听北大吴组缃教授讲《红楼梦》。吴老先生说:“贾宝玉和林黛玉,就像一棵大树上的一对鸟儿,玩着玩着玩恼了,分开了,风哗啦一吹,又凑到一起了。”几十年前一次讲课能使听者不忘,可见其真功夫!

对于获奖作品,王戈先生的观点是:“回头来看,自己最满意的除成名作《树上的鸟儿》外,还有如《老虎与鲜花》《妈妈也还年轻》《醉酒歌》《列车穿过沙漠》《阳池》《铅塔》《离岗》这样一些表现中小知识分子生存困境的,还有乡土题材的短篇《初一到十五》、中篇《羊角寨人家》。”

这就是说,作家的自我认知和作品的社会评价并不一致。由此,我们对于各种类型的评奖,应该取一种淡定的态度。获奖了的,应该是好作品；没有获奖的,未必就是不成功的作品。获奖,只能说是反映了彼时彼地的一种价值评判。作品的好坏,还得需要时间来说话。那些经过历史的沉淀和淘洗,能够流传下来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好作品。

代表作:《通向世界屋脊之路》

“回头审视,在全部创作成果中,我最满意的还是两部纪实文学作品,它耗费我精力最多,时间最长,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也最大。”

在这一点上,读者的评判和作家的自我认知,高度地吻合在了一起。

1987年,在西安丈八沟国宾馆召开西北五省区作家会议,期间王戈去西影观看了刚刚录制完成的《红高粱》。会议结束后,西影厂厂长吴天明拎个皮箱进了王戈所住的房间,并问他有什么好的题材。王戈即说了慕生忠将军修青藏公路的故事,很有传奇色彩。吴天明当即拍板叫王戈去写,书稿写成后发哪里都行,但电影改编归西影,并说:“我要拍成第二部《红高粱》。”

当时,王戈先生所供职的西安公路学院文艺研究室已经成立,他当即申请了科研经费,去了青海西藏。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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