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其《建国方略》中,曾轮廓地设想,在长江水系宜昌上游筑大坝,“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
1956年,毛泽东视察长江水利枢纽时,在《水调歌头?游泳》里写道:“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表现了诗人毛泽东浪漫主义的远景想象。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近7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电力,从一穷二白的基础开始,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直至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电网,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当年,诗人毛泽东在词作中的瑰丽想象“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经过电力科学工作者和建设者的努力,已经变为现实!
已届耄耋之年的胡兆意先生,就是新中国电力科学从蹒跚起步到走向辉煌这一伟大历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抚今追昔,令人感叹唏嘘!
初到三峡
1931年冬,胡兆意出生于甘肃省陇西县的一户农民家庭,父亲是木匠。多年以后,胡兆意还非常感恩木匠出身的父亲对自己的谆谆教诲。他说,自己今天能够有点成就,应该归功于先人的积德。想当年,父亲背着工具箱,走南闯北,进百家门,吃千家饭,为十里八乡的父老乡亲盖房屋,打家具,积德行善,给儿孙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自己算是沾了父亲的光。
7岁那年,胡兆意上了私塾。跟着杨师傅念完《四书》,就转入文昌宫小学上洋学堂。由于作文还行,就直接插班到四年级。五年级的时候,学堂里开设了历史、地理、国语等课程。初中期间,他的文理都行,在初三时进入前十名,被保送上了高中。
1951年,胡兆意考入西北工学院电机工程系。在校期间,他于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5年毕业后,胡兆意被分配到电业管理总局北京电力设计分局电力系统室。不久,北京电力设计分局改名为“北京电力设计分院”。
1956年4月,由北京电力设计分院、西北电业管理局和西北电力设计院抽调人员,参加中央选厂组,去西北为军工厂选定厂址。胡兆意被单位抽调,成为选厂组成员之一。那时,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吉普车。他们先后到兰州、西宁等地,奔波辗转,进行选厂。
记得正在青海选厂的时候,工作单位北京电力设计院给他打来电话,让他立即结束手头的工作,马上回京。
他心想,有多么要紧的事?催得这么急?
回到单位,领导告诉他,原来是周恩来总理下的命令,中央要成立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总理亲自挂帅,下设办公室,主任是林一山。
5月,胡兆意他们到达三峡地区,在宜昌以上的长江沿岸进行实地考察。
7月,由于天气十分炎热,考察组上了庐山,占用了一座楼,连续工作两个月,主要是搜集和整理三峡地区的经济、水文和气象资料。
这一年的6月,毛泽东主席由武昌游泳横渡长江,到达汉口,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词作《水调歌头?游泳》。他以诗人的浪漫主义想象,联想到将来,“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三峡工程,也许就是从那时起,从设想开始,一步一步地变成了现实。
而刚出校门才一年的胡兆意,也许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轨迹,就是这样不期然地和伟人的宏伟构想,和新中国电力科学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论证三峡工程
三峡水电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建设最大型的工程项目。而由它所引发的移民搬迁、环境等诸多问题,使它从开始筹建的那一刻起,便始终与巨大的争议相伴。三峡水电站1992年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建设,1994年正式动工兴建,2003年6月1日下午开始蓄水发电,于2009年全部完工,已对防洪、发电和航运起了巨大作用。
“七五攻关子题研究报告”《长江三峡对国民经济及长江流域与三峡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与影响的研究》(下文简称《研究》),是由能源部电力科学研究院于1990年5月出具的,这个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就是胡兆意。这时,三峡工程还没有提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由此可见,这份研究报告,对于促进三峡工程的上马,起到了何等重要的作用。至于这项研究获得能源部二等奖,那是后来的事。
这份油印的报告,封面上印着“七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的字样,还标有“内部”二字。翻阅这份研究报告,也许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了解三峡工程的建设背景。
《研究》从国家产业政策、社会地区平衡、生态效应等诸方面分析了三峡工程对全国、对长江流域、对三峡地区近期和远景、直接和间接的贡献与影响。
根据我国国土利用规划设想,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布局将以东部沿海地区和贯穿东西的长江沿岸经济带相结合的T字形为主轴线,以联结重点资源开发区的主要铁路为二级轴线,构成国土开发利用和经济建设的基本框架。长江干流将是主轴线上的主动脉,三峡水利枢纽则是主动脉上的关键工程。
三峡工程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方便,综合效益显著,具有开发中部腹地和承东启西的作用。
三峡工程的首要任务是防洪。长江中游的洪泛区主要包括荆江南北的鱼米之乡,即洞庭湖地区和江汉平原,它们都是全国十大商品粮、棉、油生产基地之一。两千年来,这两个地区平均每十年发生一次洪灾,大洪灾大减产、小洪灾小减产。为此,每年都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用于防汛修堤。20世纪以来,长江曾在1931、1935、1954年发生三次大洪水(还不是特大洪水),长江中下游遭灾死亡人口分别为14.55万人,14.2万人和3.3万人。1954年受灾人口达1888万人,淹没耕地4755万亩,房屋倒塌427万间,京广铁路武汉地段三个月不能正常运行。三峡工程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它能控制荆江地区的洪水来源95%以上,尚无以三峡工程等效或接近等效的替代方案。三峡工程与上游干支流有关水库以及与中下游现有堤垸联合运用,共同发挥其拦洪作用,可以根治荆江地区的洪灾威胁。
三峡工程可以缓解全国缺电的严重局面。20世纪70—90年代以来,我国长期缺电,但可开发的水能资源居世界第一位,世界各国也大都是开发水电。三峡水电站年发电量1000多亿千瓦时,装机总容量2200万千瓦,离负荷中心近,经济效益大,长江三峡以东大型水电站已基本开发。三峡电站是解决我国经济发达地区最好的水电资源,可满足华中、华东电力的需求,为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和电力工业内部结构做出贡献。
三峡工程能使长江形成“黄金水道”。三峡枢纽位于宜昌上游40公里处,水库建成后具有上蓄小调的作用,使川江河段的年通过能力可达到5000万吨,枯水期下泄流量可由原来的3000立方米每秒增至5000立方米每秒,平均水深可增加0.5—0.7米,若再结合少量的疏深工程,大型船队可以全年通航,从而形成客、货运分流的运输通道。不利因素有二:一是库尾迴水变动区出浅会影响通航;二是施工期亦将影响通航,但均可以通过采取措施妥善解决。
三峡工程可以促进库区(川东)经济振兴。三峡库区四川境内的涪陵与万县地区,安置移民的难度很大,但是,也要看到,被淹的土地形成了巨大的水体,除了转化为价值更高的电能与航运效益外,其广阔的水域为发展水产养殖提供了条件。在工程建设期的20年内,库区将估计投入资金110.61亿元,这是建国30多年来国家对这一地区投资总和(18亿元)的6倍多(实际投入200多亿元)。这一巨额投入,将会给库区经济带来活力。耕地锐减,可通过调整农业结构得到补偿;通过调整第二、第三产业结构,加快城镇化进程。
三峡工程对“南水北调”将产生积极作用。三峡工程建成后枯水期下泄流量将不低于5000立方米每秒,是目前枯水流量2700立方米每秒的1.85倍,这对东线引水有利;三峡工程建成后,可承担中间调峰任务,能允许丹江口水库逐步地以担负灌溉和向北调水为主要任务,有利于中线引水;从远景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丹江口水量经过沿途消耗已不可能有很多水越过黄河北送。三峡工程建成后,则可从水库或其下游补水,扩大汉江北调水量。
三峡工程可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三峡工程面临的许多技术关键,不仅在中国,甚至在国际上都属于尖端技术,如泥沙运动规律问题、特大型水轮发电机组、世界上最大的垂直平衡重式升船机、多级双线船闸等。
另外,三峡工程在促进长江流域平衡发展中,可缓解全流域交通与能源极其紧张的局面,为沿江地区工农业的发展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创造良好条件;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合理配置。
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有利影响,是指兴建工程而引起的生态环境后果,能促进生态良性循环,提高环境质量,提高经济效益等;不利影响主要是指对自然资源、景观,物种资源的丧失和破坏,环境质量的降低而引起生态系统的恶性循环,限制或约束人们对资源的利用,降低经济效益和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等。
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有:库区气候变化、水环境变化、泥沙淤积、环境地质,对上、中、下游洪涝产生的影响、对河口生态环境的影响、对库区陆生动植物的影响、对水生生物及鱼类的影响、对库区土壤与农业生态的影响等。另外,在社会生态环境方面,主要有库区淹没、库区环境容量、发电、航运、人群健康、施工对环境、文物景观的影响等。
针对以上有利和不利影响,需要进行综合评价。综合评价是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对工程生态环境影响的正负效应,以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表格形式,进行全面的综合与归纳,做出最终评价。
为此,胡兆意带领研究生们,对工程的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影响的利弊初步归纳为46个环境参数,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正负效应总分为249.5分,其中正效应152分,占60.9%;负效应97.5分,占39.1%,三峡工程生态环境正效应占主导地位。
总之,三峡工程这一重大研究课题,是一个跨行业、多学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技术与经济相结合,同时体现国家某些经济政策的课题。这是胡兆意和研究生们共同努力的成果!多年后,每当胡兆意和研究生们回忆起当年论证三峡工程时那紧张的日日夜夜,他们都兴奋不已。因为他们夜以继日的工作,决定了一个举世瞩目的超级工程的命运!
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兴建三峡工程符合当前国家产业政策的倾斜点;促进生产力合理配置;在众多的生态效应各因素中,有利因素占主导地位;国力是可以承受的;早建三峡带有抢时间的现实意义。(上)
胡兆意简介:
胡兆意,男,1931年冬生,甘肃省陇西县人,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教授。1955年西北工学院电机工程系毕业,1958年至1960年在苏联直流研究院进修,曾任电力部电力科学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电力技术经济研究所总工程师。
长期从事能源与电力技术经济研究和指导博士、硕士研究生工作,为发展我国电力工程技术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在中国电力发展规划、现代决策理论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长江三峡工程综合经济研究等领域有深入研究,其中《2000年的中国(能源)》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我国西部能源战略研究报告》获水电部科技进步二等奖;《长江三峡工程对国民经济及长洒流域与三峡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与影响的研究》获能源部二等奖。代表著作有《中国电力弹性经济评价》等,发表论文90余篇,主要有《电力严重短缺的成因与缓解对策》《建立电力工业发展宏观决策指标体系的意见》《电力发展预测决策支持系统》《我国节电战占略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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