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冯子材 一战转乾坤（上）李世川

中法战争从1883年底起打了一年多，至1885年初，陆上战场，虽然黑旗军滇军景军终于在宣光阻止了法军西进，但北宁一线土崩瓦解之状，清军最终以惨败结束战争的势头已成。

冯子材一出，镇南关一战，奇迹般扭转战局。

冯子材是如何在这国难当头之时，力挽狂澜于既倒的呢？

一、冯子材争取了“独用敝部”的“便宜行事”，进而对关内诸军统一指挥。

（一）国门危急，冯子材匆匆组军赶赴前线。

冯子材因追剿广西天地会农民军，从公元1869年4月起，就三次出关赴越作战。对法国人从侵占越南南圻六省到通过红河进占河内深入云南，至强迫越南签订《法越和平同盟条约》并准备继而侵略中国的历史过程和狼子野心早就一清二楚。

中法之争不断升级，刘永福第二次纸桥大战（1883年5月19日）后，正当黑旗军与法军在怀德、丹凤激战时，8月25日法军另一支部队攻占越都顺化，又强迫签订了《法越顺化条约》。越南，作为中国的已有九百一十年历史的藩属，自此，就全身投降了法国。清廷自不心甘，也为了祖国边疆的安全，10月，不得不下令“剿匪”前线清军，如果法军侵犯我军防地，就“准予接战”。1883年11月25日，法军炮击锦江清军防地，被击退，“剿匪”清军终于正式与法军接战。而其实，1883年12月14日法国海军提督孤拔对驻守山西的黑旗军和清军发起攻击，由法国挑起的侵华战争——中法战争才正式开始。

1884年8月23日，法军舰偷袭马尾港，福建舰队与船厂全毁，8月26日，清廷只得下诏对法宣战。

而这当口，冯子材却因官场排挤，“为避祸计”，从1883年2月（光绪九年正月）起，便坚请“开缺”，9月2日旨准，11月30日便从柳州府衙起程回钦。但他一直密切关注着前线的战况，并不断地思考着。

陆上战场东线，清军不断失利。随着北宁失守，太原陷落，3月29日清廷下令拿问、惩处了徐延旭、唐炯、赵沃、黄桂兰等这些败军将帅，命潘鼎新接任广西巡抚办理广西军务。这些过去官场上的死对手遭到了应有的下场，冯子材避祸的心理压力便得到消除，马上开始请缨重返前线。5月受命在钦州起办练团。12月3日奉命成立萃军，17日祭旗起程，经上思，用了一个余月的跋涉，到次年1885年1月20日到达龙州。

但潘鼎新仍不能扭转战局。2月3日，东线法军大举北犯，王德榜、苏元春分别败于东里和谷松，法军进逼谅山，潘鼎新焚谅山，退入镇南关。各军便纷纷紧随溃逃入关。至2月23日，法军陷文渊，陷南关，探骑深入十余里未遇任何阻抗。于是，“逃军难民蔽江而下，广西全省大震”，一片风声鹤唳。

（二）满腔报国热情，却遭冷遇——前线统帅六神无主。

当冯子材抱着满腔报国热情，急匆匆赶到龙州时惊闻谅山败耗，便连忙率军赶到镇南关，要求潘鼎新让他参加战斗，保卫南关。不料，潘鼎新冷冷地拒绝了冯子材的请求：“守关无须萃军”，要他“回顾东路”。

《冯宫保事迹纪实》有一段记述，也很说明冯子材当时的困窘状态：“先后共七日，左右两军八营经广西巡抚部院潘咨调十一次，该弁勇等每每行至中途，非另饬赴他处，即系飞令往阻，以致八营疲于奔命，未能一战，公素顾大局，准咨即调，从未稍有踌躇。”

这样漫无目的的瞎指挥，冯子材虽然“准咨即调”却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中。接着又“忽接彭、张二公会电达，略谓法人将窥廉之北海、钦之龙门，请酌度进退缓急，或即回师先顾东地，或即调两营或能全调，仍听公酌量。”

因彭玉麟、张之洞等电奏：钦廉防务紧要。李鸿章于3月15日便电示龙州：“奉旨：急调冯子材率十营回援钦廉。”

原来此前，冯子材请缨出征，目的就在于对法军“挞伐大张，以杜欲壑于日后。”他要求：“将现在关外尚未遣散之粤勇一并调至谅山、海阳交界之宣安州，并由子材就近募勇，连关外粤军共足一万五千人，均交子材统带调遣……所有广安、海阳两夷省均请大公祖责成子材克复之……既可寒敌胆，又足以固藩封，且使法夷不敢再窥两粤、滇南边境，一劳永逸似为全策。”什么是“挞伐大张？”说白了就是要寻找法军主力，决一死战。而法军主力，现今就在眼前，却要他“回顾东路”，未免太偏裨鄙视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了。

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冯子材今以白身而出山，自然被世俗心理轻看为可有可无，二是统兵者胸无兵机，举止失据。而且其实，法军声东击西的伎俩冯子材一眼就看穿了。

于是，冯子材不顾“钦此”，而复电曰：“军情吃紧，即两营亦难调开。大敌当前，万难回顾，东西相距六百里，军情日变，转瞬千里，音讯不定，大犯兵家之忌。子材七十衰年，早已决置贱躯于阵前，与逆法较死生，力图报国。”这里他明确地指出“大敌当前”的情势，又斩钉截铁地表明“万难回顾”的态度。

这里顺便补叙一件后来发生的大事，说明北宁、谅山的接连溃败，清军已成惊弓之鸟，统帅潘鼎新手忙脚乱，六神无主的状态：3月11日忽有消息谓法人将驰赴扣波。“公（指冯子材）思扣波地方为我军将来规复谅山必由要道。”于是，“赶调前军督带杨瑞山、后军督带麦凤标率所部（五营）驻守。”

无奈潘鼎新竟然错误地判定这是法军的主攻方向，于是下令将大部分主力兵力调往艽葑。包括苏元春所部十八个营，方友升两营、马盛治六营、魏刚四营、淮军四营，加上冯子材这五营共三十九营二万余人。潘鼎新向清政府报告：法军“极意经营，规划全越，为久据侵扰之计，并分股前趋扣波、艽葑，希图西通太原，北窥内地。艽葑一水可达龙州，闻欲伐竹结筏，顺流下窜，绕截关前诸军之后，居心狡狠，防不胜防，后路人心颇为震动。”

后来苏元春关于此事，这样奏称：“据探报，艽葑已有敌踪……前抚臣潘鼎新方驻海村，约会帮办军务前广西提督冯子材，分拔萃字五营扎扣波，免为敌据，并属臣元春督军出击。”这就说明：清军主力西移艽葑是潘鼎新的决策。

其实，和“法军欲东侵廉钦”一样，法军西伐艽葑扣波，一样只是虚张声势，或放谣言或稍稍作态以转移清军的注意力罢了。因为，很明显，法军在北圻的总兵力，面对宣光临洮的包围、阻击，面对广西边境关内数万清军，还要分兵把守已占领的土地城池，分兵保护他们的运输生命线，兵力是捉襟见肘的。波里也也好，尼格里也好，都没有糊涂到孤军深入“结筏下窜龙州”那个地步。倒是中国清军的统帅因无知和前有挫败以至有此失宜之措置。

可以说，从朝廷、李鸿章、彭玉麟、张之洞到潘鼎新及各主、客军的将领，都没有对战争的走向，战场的全局，有清醒的深层次的认识、了解、把握，因此缺乏主导、主宰的思路、方法，形成策略方针和实施方案，他们都只会见子打子，朦朦地、茫茫地、被动地应付眼前出现的情况。而冯子材以白身临场，从全局观点上说，虽有清醒认识，却必然地被摆布在局外！

但是，很快，事情便来了转机。

（三）抓住机遇，挺身而上，当仁不让。

2月25日，冯子材在派站军次接到张之洞的来电：“遵奉上谕，冯着帮办广西关外军务。”

这一下，他马上从一介布衣一个白身跃居广西军务官场的第三位了。

3月3日又在凭祥土州军次，“蒙御赐福字一张，大小荷包，银钱，银馃，食物等件。”皇上的特别恩宠。不仅升化他的忠君心理，更提高了他在军中的威望。于是，冯子材一下子便底气足了起来。于是第二天，3月4日一天内，他便赶干了两件大事，从而为保证镇南关大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件大事——要求“便宜行事”

冯子材大概早先构思好拟写好了的，他通过广西布政史李秉衡电报张之洞，报告中分析了我军目前的实力、士气、态势，提出扭转目前被动挨打的局面的见解。清军东线虽然总兵数四万多人，但各军来自不同的省份，互不统属，各有门户，湘淮不和，客土不协，一军作战时，他军作壁上，尤其潘鼎新弃军焚关内逃，潜藏海村，更是号令失灵。是战是守是退，也是各执一见。潘鼎新曾经向彭玉麟、张之洞报告：“冯军请进剿，苏请暂缓，新（潘）拟俟鲍（超）军到齐，云军大举，再乘势并进。”而要扭转局面，第一要统一前敌将帅们的战略思想。于是，冯子材在电报中要求给予“便宜行事”的自主权。他说：“奉旨进剿，须与琴帅（潘鼎新字琴軒）商办，无奈军情顷刻变动，必待缄商，不免坐失机宜，现密商琴帅，嗣后事机可否便宜行事，免延误。”张之洞一口答应，只要冯子材“进兵时，须预将大略密达琴帅”就可以了。他让李秉衡婉转地将这个意思转达潘鼎新。潘鼎新即使不高兴，也只好默认。要扭转局面，第二是必须尽快主动出战，调动和暴露、寻找对手的劣势，击准其致命。他说：“窃谓用众不如用谋，法枪炮利，用谋自可制胜。幸有机可乘。已暗中布置，拟独用敝部，赴期进战。”这种积极主动的请战，张之洞也当然支持。

《清史稿》列传第246页称：“李秉衡集诸将举前敌主帅，孝琪曰：‘今无论湘、粤、淮军、宜受冯公节度。\’秉衡称善。”本文认为，这事不应没有。

试想冯子材从1860年奉旨守镇江起，至此二十多年，一直是手握一方军权的一号人物，麾下数万兵将只听一人将令，令行禁止，指挥自如，战无不胜。如今居人篱下，呼喝奔忙，这还罢了，却是大敌当前，国门被毁，统兵者又庸碌无能，畏敌如虎，我自韬略在胸，何以当仁而让？于是便先想方设法争取自主、要求在“独用敝部”时“便宜行事”。冯子材向张之洞发电报，那只是争取自主的一种方法。进而王孝祺之推举也必不是空穴之风，若不是出自王孝祺个人的考虑，怎知不可能就是冯子材另外的授意？而就当时的形势，恰好，潘鼎新从南关一退竟深入海村，距关九十里。瞬息军情，如何商禀？往返请示，岂不误了大事了么？冯子材争取在南关大战中对清军相对的统一指挥权，即“综持战守”，以此顺理成章。

冯子材面对这一片败亡、散乱的境况，不怨尤，不躲避，不推诿，以他的老成持重、威望素著，挺身而上，勇挑全局重担，什么是担当？这就是担当。

不出所料，正是冯子材这一自主权的争取和迅速实施，这个奄奄一息的清军战场便生机盎然起来，全军迅速恢复了求胜的欲望和勇气。因为，正当所有人都茫然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和怎么干的时候，看见冯子材们在拼命的目的明确地努力，并且那样振奋，自己就不会冷眼、袖手的，这当然包括苏元春和潘鼎新。

这就是他正月十八干的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大事——刻不容缓，营建阵地。

冯子材“短衣草履，率领亲军小队，踏勘地势。”

他的“便宜行事”就是从布阵入手，整顿队伍，提升士气，形成指挥中心，使各军有所心理依倚。

冯子材一直关注着前线，虽然闲居白水塘，中法双方的优劣进止情况，各自的战争目的、兵力等等无不了如指掌，如今如何克敌制胜，早已胸有成竹。“踏勘地势”，用行动宣布他已经摆脱羁绊，主宰全局而且理直气壮地坚定，不容置辩地开始了充满艺术内涵的战略布局和战术实施。

此前，冯九营扼扎板山大路以当贼冲，但板山“地势散漫非用武之地。”经过踏勘得关前隘。此地在镇南关北八里，又向北离凭祥三十里。隘西（西岭）一脉高山叫凤尾山，向南伸延数里逐渐降低，低近平地处叫龙门关，可旁出越南；隘东（东岭）也是一脉高山，从南向北层层高峰是小青山和大青山。这东西高山都七、八百米以上，大青山高867米，常年云雾缭绕。小青山连续五个小山峰。东岭与西岭之间一条宽二三里、长四五里的狭长盆谷，周围层层梯田是较平缓小山坡，散点着七八个村落，一条南北关道从这里穿过。另外小青山和凤尾山相向各伸一条矮山冈并互相衔接形成一个山隘，称隘口（又称横坡岭），隘口南三四里地有几个小山岗，为石山，石山背后是一座较高的山峰，如一堵城墙封住了盆谷。东西这两条山脉都斜向收拢在一点上：镇南关。

以军事家的灵敏目光，他猛然一震：他的即将问世的旷世杰作就诞生在这崇山峻岭和莽莽林森的盆谷之中。于是，他马上经营布局这雄踞古今的战场。即时下令把部队从板山调来，第二天，3月5日便开始修筑长墙土墙营建碉堡炮台……

“令本部，跨东西两岭间筑长墙一道，约长三里，外掘深壕，东西岭下分掘散壕多道。”“这条长墙是用草皮坭堆砌成的，高七尺，厚一丈，相距不远开个缺口，装上闸门，这就叫‘拦冈闸\’。”

这时，冯子材的战略核心思想可以浓缩为四个字：消优长劣。即削敌之优势使为劣势，长我之劣势使为优势。而这优劣的消长主要依靠这地形，这阵地。

东风吹拂着雪须霜发，冯子材站在这茫茫苍苍的朦胧烟雨之中，高呼：“我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也。”他翻山越岭，下谷登岩，爬坡跃涧，数天之内遍踏这里所有高山低谷，向他的将士，解说他的意图，如何筑长墙，建碉堡、炮台……常常睡不成寐，餐不果腹。

3月9日，冯子材上折向朝廷拜谢军务帮办的皇恩，启开帮办关防，并率大营（指挥部）进扎隘上，离长墙60米左右的半山处。

这样，由于李秉衡作为桥梁为冯子材向张之洞传递了要求，又得到了张之洞的同意。潘鼎新又因冯子材为帮办大臣，其声威更为诸军将领所佩服，于是“亦降心相与，不似以前之鄙视矣。”再加上王孝祺诸人的游说推举，李秉衡便出面召集众将，最后才确定了冯子材“综持战守”大计。冯子材即时商于潘、苏，调前西赴艽葑扣波的诸军二万人回防。这才有了关前隘各军统一由冯安排布局的完整、周密，有中心，有纵深和两翼的阵势：主阵地长墙由督带冯兆金萃字左中右三军共10营驻守，王孝祺勤军8营在其后半里扎守，当中路；苏元春毅新军10营、陈嘉之镇南军8营同屯五里之后的幕府，备东岭之策应；蒋宗汉之广武军10营、方友升亲军4营共扼幕府后30里的凭祥，防后路被偷袭；潘鼎新自领鼎军4营和萃军3营镇守海村、龙州，距关前隘80余里；魏刚4营、马盛治6营、杨瑞山麦凤标的萃军5营仍留扎关西百里外的艾瓦、艽葑、扣波一带；王德榜10营楚军则扎小青山南关外东30里的油隘威胁文渊法军。

这个部署，首先突出了冯子材自率重兵正面作战，两侧翼是强大的友军夹击掩护，纵深有足够的后备力量作及时策应。既可节节诱敌抗击，又能防敌迂回包抄，固守有阵地，出击可强攻。

二、“先发制人”，冯子材夜袭文渊，变被动为主动

（一）综观全局，知己知彼

其实，从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就被安富尊荣累得没有一点骨气了，在侵略的战火烧入国土甚而烧入京城宝殿的生死时刻了，仍然把希望寄托在向敌人哀求上。中法战争一开始，就例援这一观念进行着割地赔款的退让谈判。1884年5月，终于在天津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五款），李鸿章同意撤军。岂料墨迹未干，法军还是撕毁了条约，海上陆上重新起衅。

马江战败后，清廷终于被迫宣战，并下令说：“如有再以‘赔款和解\’之说进言者，即交刑部治罪。”中国官员们连李鸿章也不敢再提“赔款和解”之说了。侵略者却清楚地看到清政府的色厉内荏。1884年12月，由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把持的中法谈判就重新开启了，他和他的部下中国驻伦敦中国海关办事处英国人金登干狼狈为奸，本着强权就是真理的逻辑在斥责中方曾纪泽时说：“中国必须记住，它是较弱的一方”，中国必须“多拿些蛋来摆在我的篮子里。”而金登干和法国总理茹费理秘密对话时，法军就加紧了以战迫和的步伐。据地为质，“夺取抵押物”，从而勒索巨额赔款，遂不断地造衅，不断地进攻，不断地增兵。

中法战争爆发以后，法军在越南北方（称北圻）增兵的情况，可分为三个阶段：

1884年2月的法军人数情况是：欧洲步兵6150人，骑兵120人，炮兵1695人，共7965人。东京辅助队（越南兵）12000人，各种军舰7艘，汽艇、炮艇12艘。

由于与黑旗军、清军的作战未获优势，只好一再增援。1884年秋，法军总人数已倏增至17000多人，海军军舰、炮艇增了一倍多共30艘。

当黑旗军和滇军、景军积极筹划围攻宣光法军，广西边境又在迅速集结兵力在谅山周围的时候，刚接任法军北圻统帅的波里也赶忙要求增兵以防清军闪攻北宁、山西，会攻河内，于是法军人数激增至20000人。

但这二万多人的部队，一是分兵留守各防区如陆岸、谅江、太原、船头、郎甲、谷松和各驿站运输要道；二是集结在宣光一带的作战前线（西线）；三是集中在东线的北宁谅山一带，这一线的法军兵力约12000余人，另外还有数千越兵。

但清军大概由于受到朝廷宣战的鼓励，虽然没有击退法军，却节节抵抗，侵华法军因此耗费巨大，进展缓慢，国内反战情绪迅速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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