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怀念 □　张建军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32年了。这些年来,我无数次拿起笔想写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同时对父亲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做一个简单的记录,但每次都在抵案沉思、扼腕叹息一番后放弃了。因为一方面父亲的突然去世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个痛点,不愿轻易去触碰；另一方面父亲的形象在我而言是任何人无法相比无法超越的。他的传统思想和道德情操、谦虚低调的处世方式、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对家庭的责任担当、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在言传身教中形成的家教家风,都深深地影响和教育着我们并泽被后代。我想,我写出来的东西不能表其万一,还不如不写。由于经常跟妻儿念叨父亲的一些往事,他们都听烦了,她激我说:“你既然如此怀念,就应该写些纪念文章出来,要是我早就写了。”再加上二哥每喝酒后,就让我写写怀念父亲的文章,我知道现在必须要写了,明知写不好,还是要勉为其难写出来。

一

1986年,我22岁,在定西教育学院脱产上学。农历五月十四日,二哥叫我赶紧到地区医院来,说是父亲有病了可能要住院。我当时第一反应是父亲怎么能有病而且还要住院呢,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没有生过病从没有吃过药打过针,和一般人是不一样的。可现实是他不是铁打的,他就是一个平凡普通人,在经历了人生的多次悲欢离合、跌宕起伏,从无数次的磨难、打击甚至屈辱中挺直腰杆走了过来。从来只知奉献不知索取,辛勤耕耘杏坛数十载,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养育儿女历尽艰难,逐步从逆境中昂首走了出来。眼看着国家政策越来越好,儿女们一个个长大成人成才,不靠他也能独立生活了,他认为一直紧绷着的那根弦可以稍微松一下了,可以喘口气了,他的精神再也撑不住过度耗损透支的身体,他病倒了,再也起不来了。农历五月十三日,表面上身体健康的父亲傍晚吐了一次血,还有过短暂的昏迷(后来我知道那叫肝昏迷)。第二天大哥让二姐到20里外的陇山邮电所给在定西地区医院当医生的二哥打了电话,当天傍晚二哥赶到家初步诊断后,已经知道情况不妙,偷偷地在客房与厨房间的角落里抹了几把泪,就连夜联系地区医院的救护车接父亲到定西检查治疗。

医院的专家们连夜对父亲做了全面检查,第二天(十六日)早上又进行了会诊,结论是:肝癌晚期。

十八日,为了陪伴和安慰母亲,我就回家了,二哥和大姐、二姐在医院照顾父亲。后来我无数次地回忆在医院的那三四天的经过,但那几天发生的事在我的记忆中一直很模糊,只记得父亲到定西的第二天晚上,在二哥家二层小楼的一楼卧室我陪了父亲一宿,并聊了好长时间的天,主要是父亲在说我在听,至今想起来历历在目,恍如昨日。他先说到现在国家政策特别好,咱们可以昂首做人了,但不能忘乎所以,还是要一如既往低调做人,谨言慎行,不然,一旦政策一紧会吃大亏的。我虽然听得认真点头称是,但当时正是心高气傲的时候,心里很不以为然。之后又说了一些家里的繁琐事,母亲的病,兄弟姐妹之间如何帮衬等等,唯独没有说他自己。由于劳累了几天,心神疲惫,不知不觉我就睡着了。半夜惊醒,发现父亲睁着炯炯有神的双眼望着天花板出神,我吓了一跳忙问父亲怎么了,他说没怎么,只是睡不着。那个镜头和场景后来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我不知道那一刻父亲到底在想什么,今天回想起来心里依然作痛。想不到,那天晚上是最后一次和父亲单独相处,也是最后一次聆听他老人家的谆谆教诲。那情那景那人,成了我心里永远的痛,也成了我永远的美好记忆。

1986年6月27日(农历五月二十日),是一个令人痛彻心扉的日子,晚上7点左右,父亲在交待完了后事后带着无尽的不舍和遗憾闭上了眼睛,永远离我们而去了,享年只有59岁。

二

当天晚上开始在院子里破木做棺椁,父亲的遗体静静地停放在后堂,我们静静地在父亲的遗体前守着他老人家。从父亲去世到安葬的这几天,我一直在浑浑噩噩中度过,头脑总是昏昏沉沉的,身体也好像不是自己的总是虚漂漂的。我总是不能完全相信父亲就这么离我们而去,总是幻想着有奇迹发生,有好几次趁其他人不注意时偷偷地把手伸进父亲的衣服里面抚摸他的身体,但手到处只是一片冰凉,没有希望中的温热出现。直到“烧纸”的时候,我好像才从幻想中回到了现实,头脑也清醒了,看到悲痛欲绝的母亲,心里的痛实在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事隔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依然是撕心的感觉。

父亲的治丧活动整个过程是隆重而肃穆的,始终在悲痛的气氛中进行,是我见过的最为传统的一种方式。每天早晚举行献祭仪式,由六个礼宾先生主持,四个乐工吹响配合。礼宾大多是七十多岁在方圆非常有名望的老先生,都戴着礼帽,穿着长衫,按年龄身份也有不同分工:有的专门吆喝发令,有的专门引导我们跪拜献祭,有的专门诵读祭文。仪式在唢呐鼓乐声中开场,我们做好准备工作依次排好队形,四位礼宾先生分站四个方位,然后在轻柔悠扬的笛音中由两位礼宾先生率领我们行盥洗礼、跪拜礼等,一位高声喝礼发令,一位引导行礼。接着献茶、献酒、献果、蔬、馔等每一个环节都是先生喝令,端掌贡品的依令而行,其他人跪在院子里,整个过程庄严肃穆。由于过去好多年了,复杂的没记住,只记得几个简单的口令,比如先生喊“跪---”,我们就跪下；喊“拜---”就磕头；喊“再拜---”就再磕头；喊“行---”就起来前行；喊“举箸---”就把筷子高高举过头顶等等,过程复杂繁琐,不能备细表述。贡品献好后一位先生诵读祭文,祭文念完,另一位先生喊“举哀---”,此时唢呐鼓乐齐鸣,我们放声痛哭。最后先生喊“礼成---”,我们止哭,这次仪式就算结束了。

到了“烧纸”的一天,前来吊唁悼念的亲友络绎不绝,敬献的花圈挽幛无数。来宾们有邻里乡亲、亲朋好友、父亲的门生故旧和同事以及教育界的一些名人和领导。每有重要宾客来临时,我们就拄着孝棒弯曲着身子在乐工的唢呐鼓乐引领下痛哭着出门迎接。到了中午一点左右,开始全面的祭祀仪式,学区代表、乡亲代表、房族、亲戚等先后依次在礼宾先生的喊令和引导下行祭奠礼。最后是母亲和我们儿孙们的拜祭仪式,每次仪式的最后都是礼宾先生诵读各自的祭文,然后我们“举哀”。整个过程的每个环节都是在先生们的高声而悠长的礼令声中进行,有时是一人喊令,有时是两人、三人或四人同声或不同声喊令,行礼时伴有轻柔的笛音,宣读祭文时全场鸦雀无声,焚烧纸币时唢呐鼓乐齐鸣,我们放声痛哭,整个仪式大概持续两三个小时才结束。记得祭文大多是由贾士杰、李效白两位七八十岁的老先生写的,印象最深的是代表我们的“家言”,由于祭文写得情景并茂,催人泪下,确确实实写出了我们的心声,我们禁不住悲从中来,还不到“举哀”的时候已经是哭声一片,先生的声音也哽咽起来,现场来宾无不为之动容。这一天从早到晚好像一直在举行各种仪式,除了“烧纸”的仪式,还有之前到外面的大场中祭奠神灵的仪式,还有祭奠历代祖宗的仪式,到了晚上依然要进行拜祭和献饭仪式等等。总之,这一天一会儿“跪”“拜”、一会儿“行”“献”“举哀”,耳朵被麻孝上的棉花球象征性地塞着,也不能轻易开口说话,一直在忙忙碌碌,嗓子也哭哑了,身心极度疲惫,以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当我一个人静下来时,脑海中总是回响着唢呐鼓乐的声音和宾先生高声喝礼的声音。其实,当时我心里认为这些繁文缛节对孝子们就是一种折磨,应该改革简化一下,但没敢说出来。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父亲无尽的思念,我慢慢地弄清楚也想明白了,“喝礼”是父亲治丧活动中最独特无悔、最值得回味、最有纪念意义的事情:有些礼不是人人能够享受得到的,与其功名成就社会声誉等都有关系,因为礼宾先生都是当地很有威望的读书人,他们特立独行、地位尊崇,不拿任何酬谢,不是人人想请就能请得到的。在父亲的葬礼中,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主动请缨要给父亲“喝”一次大礼,以示对父亲的尊重和哀悼。

三

父亲去世的头几年,因我在外地工作,总感觉父亲的去世好像是自己做了一场梦,总感觉他还在家和原先一样地生活呢。每次回家时,明知是自己骗自己,但还是先要看他到底在不在家里。在家里有时候正在陪母亲说话或做其他事,突然感觉好像父亲穿着灰色中山装,肩上挎着背包,匆匆从大门里进来了,急忙回头看时什么也没有。以后每当大鱼大肉地吃喝时就记起父亲辛苦工作一辈子,这些佳肴他连见都没见过,更别说享用了。时常记起我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有一次跟父亲步行30多里去县城,那时刚开始改革开放,在旧县医院斜对面转弯处新开了家“杜家馆子”专做臊子面(以前县城里只有车站食堂一家饭馆,8分钱一碗烩面片),父亲说我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高中他很高兴,作为奖励咱们尝一下杜家馆子的臊子面,就给我们每人要了一碗。3毛钱一碗在当时价格高得出奇,但却是我平生吃过的最好吃的饭,至今记忆深刻。面是手工揪的面片,臊子里有肉丁、豆腐和粉条等。一碗吃完后,看到我渴望的表情父亲就问我想吃了再要一碗,我连忙点头,就又吃了一碗,父亲却没有给自己要第二碗。后来我一直很后悔,尤其是父亲去世后更是对这件事耿耿于怀,我知道当时父亲也是很想再吃一碗的,但没舍得吃。当时哪怕是把那一碗臊子面我们两个分着吃了我心里可能会好受点,但一切不可能从头再来。父亲舍不得自己多花3毛钱吃一碗臊子面,但在我们的教育上是不遗余力很舍得花钱的。记得上小学时有几年白纸特别紧张,买不到白纸开学就没本子写字,父亲就步行四十多里路到陇川乡找到在供销社当主任的杨新川,5元钱买了一刀白纸又步行四十多里路背了回来,彻底解决了我们几年内读书写字的问题。恢复高考的头一年,二哥考上了兰州医学院,父亲花125元钱买了块当时最好的“上海表”作为奖励。1980年我考上陇西师范,父亲同样花125元给我买了块上海表。到校后才发现我们班上50多个同学,戴手表的才4个人,只有我戴着最好的上海表。要知道当时的125元相当于父亲三个月的工资,父亲的手头一直是十分拮据的,每花一分钱都是非常仔细。我现在的经济条件不知比父亲要好多少倍,但让我花三个月的工资给儿子买一件并非急需品的东西我是无论如何都舍不得的,父亲的境界我是无法理解和达到的。他给我们舍得买最好的表,但自己的手腕上一直空空如也,其实他当老师当校长是非常需要手表的。一直到了1982年我工作几个月后给自己买了块50多元的泰山表,把那块上海表给了父亲,他才真正有了自己的手表并一直戴到去世,而后母亲接着戴上那块上海表并一直戴了20多年直到损坏。1986年侄儿星辉参加中专升学考试,父亲早就说若考上也给买上海表,没想到侄儿考完试回到家时父亲已前一天去世了。一个多月后星辉顺利被临洮师范录取,父亲虽然不在了,但他的心愿还是由母亲代为完成了,还是125元不变价的上海表。

四

父亲一生中经历了许多磨难。他出生于1927年5月4日(农历四月初四,属兔),童年和少年时代上过数年私塾,后毕业于碧玉小学,又在通渭县中学读书半年中途退学,后来虽然曾在靖远师范进修一年,但因没有毕业证书而学历一直是“小学文化程度”。17岁到20岁之间往返于秦安、会宁等地做过布匹、毛线生意,期间还当过半年左右的保长,但目睹国民党的腐败和迫于拉夫拉丁压力而坚决辞职,从1947年8月开始在陇山贾家门保国民学校当教师起一生从事教育工作。父亲一生中经历了无数次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在“文革”中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和伤害,所以特别关注党的政策和国家大事。除了经常订阅《人民日报》等报刊就是听广播。小时候家家墙上挂着一个广播匣子,每到听新闻时,我们大气都不敢出一声,只是抢着给接地线的地方倒水。听完半小时的新闻后父亲和大哥还时不时地议论一下,有时还是悄声议论只怕我们听见。我听得似懂非懂,但经常耳濡目染,从小就形成了爱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

父亲一辈子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乐于助人受人爱戴,他谦虚的做人风格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赢得了门生及乡邻们的无比尊崇。人们说起父亲时都尊称为“张老师”,我在读小学、中学甚至调到定西工作前一直沐浴着“张老师”的厚泽。每当别人得知我的父亲是“张老师”时就格外亲切照顾有加,我也因此而一直有着优越感和自豪感,以致1982年我刚当上老师同事叫我“张老师”时感觉很不习惯,怎么我也成“张老师”了呢?父亲辛勤工作一辈子,在碧玉、陇山、襄南等乡镇的多个学校洒下了他的心血和汗水,每到一地都留下了一片赞誉声,乡亲们有什么纠纷都愿意请父亲出面调解和主持公道。但因为家庭出身和他本人的历史问题没有得到过官方的表彰奖励,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拨乱反正大力提倡尊师重教,父亲终于迎来了他的春天,各种荣誉也纷至沓来。1982年、1983年碧玉学区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1984年甘肃省委省政府颁发“三十年教龄”荣誉证书和奖章,同时连年被县委县政府授予“教育系统先进个人”称号并连续出席全县“教育系统先进个人”表彰大会直到1986年去世。

父亲的去世太突然、让我们无法接受!但父亲好像早就知道似的,就在病情发作的前一天即农历五月十二,碧玉逢集,很少赶集的他步行15多里路到集市上买了一些生活用品,然后到多年未去过的“新城郭家”看望了从小和他一起长大、比他还大一岁的我的堂姐并吃了午饭,下午返回途中先到下牛洛大哥的岳父家看望了两位亲家,然后专程到上牛洛他曾经工作过的牛洛学校游览了一番,还对牛洛学校原先的辉煌和现在的凋落很是感慨了几句。很少在外留宿的父亲晚上住在了大姐家并和老亲家聊了半夜的天,第二天早上又多走了很多路,专程到早年工作过的川口小学踏访了一遍,回到了家里时已到午后,傍晚病情发作,8天以后就去世了。其实说父亲“早就知道”那是假的,但冥冥之中似有天定,在临终前见了想见的人,看了想看的地方,做了最后的诀别却是真的。

五

在父亲逝世31年后的2017年中秋节,母亲安详地闭上了双眼也离我们而去了,享年91岁。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和母亲一直都是相敬如宾、非常恩爱的,好似相互间从没赌气红过脸。父亲的早逝,对母亲造成的伤痛和打击是最大的,好多年都缓不过元气。母亲晚年一直耳聪目明、头脑清晰异于常人,在临终前还操心着重孙辈们的生活未来。她时常感叹说,父亲没享过的福她都享了,父亲没见过的世面她都见了!母亲能够颐养天年无疾而终,是她修来的福分也是我们的福气,让我们在巨大的悲痛中略感一丝欣慰,但对父亲的恩德却是永远都报答不了的。而今我只能对他说:亲爱的父亲,您虽然离开我们已经32年了,但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您的恩情我们一刻都没忘记过!

新闻推荐

临洮森林公安24小时成功侦破一起失火案

临洮讯近日,临洮县森林公安局接群众报警称,该县衙下集镇红宇村附近山区发生森林火灾。接警后,该局立即成立专案组,赶赴现场展开调查。办案民警在现场经过勘验检查,初步确定了起火点和...

临洮新闻，弘扬社会正气。除了新闻，我们还传播幸福和美好！因为热爱所以付出，光阴流水，不变的是临洮县这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