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方法：丝绸之路的艰难及历史高度

丝绸之路（国画）岳钰

◎穆涛

丝绸之路是中国方法，是汉朝探索出来的，让中国融入世界，并渐而有发言权和影响力的一条大国之道。它最初是军事路、外交路，汉武帝派使臣联合西域的大宛、乌孙、大月氏等国，成立了一个松散的合作联盟，旨在孤立和削弱匈奴势力；之后是民生路、商业路，世贸路，再之后发展成了当时世界上最繁忙的物流大通道。丝绸之路得以宽广和壮大，是接着地气的，是和民生息息相关。丝绸之路使中国自汉代起，就成为了一个有国际影响的大国，但其形成过程是艰难的，甚至充满崎岖和曲折。

丝绸之路是世界观

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路，重要的是世界观。

中国在汉代之前，走的是自强与自安的国家路线，因自得而自在，和外国基本没有往来，也没有对世界的认识，只有“天下”这个概念。“天下”在西周时期是这么界定的，用“五服”做区划，以首都地区（京畿）为核心，向东南西北四外延伸，每五百里为一服，五百里之内称“甸服”，一千里内称“侯服”，一千五百里内称“宾服”，两千里内称“要服”，两千五百里内称“荒服”。方圆五千里，泱泱大国，是为天下。“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史记·周本纪》）。“中国”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夏代，但含义与今天不同。夏代先民开始筑城而居，“禹都阳城”，住在城里的人称“中国人”或“中国民”，简称“国人”。《说文》的注解是，“夏者，中国之人也”。“中国”即“国中”的意思，用以区别无组织的游牧部落。西周的“五服”观念，针对“国人”是一种大的进步，有行政区划意识了。

中国的大历史，至少有一半是和北方民族的砥砺交融史，也是以汉代为分水岭。汉代之前的北方民族犬戎、匈奴等，南侵中原的目的比较单纯，就是掠夺女人、粮食、金银、财物。汉代之后，开始对政权有野心，因此后世的历史里，有南北朝，有南宋和北宋，元代是蒙古人建立的，清代是满族和蒙古族合营的。

中原与北方民族的最早交恶，始于西周第五位君主周穆王的北征犬戎。据史书记载，那次北伐战绩一般，“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但后果很严重，“自是荒服者不至”，从此以后，犬戎不来朝贡了。又过了两百年，西周被犬戎终结。周幽王治国无道，却是个恋爱男，偏宠褒姒，废申后，逐太子，大臣申侯恼怒之下引来犬戎大军，在骊山脚下杀死幽王，抢走褒姒，再把京城扫荡一空后班师北归。这一年是公元前771年。

秦朝建立后，匈奴在甘肃庆阳、陕西榆林一带屡屡犯边。公元前215年，秦始皇遣大将军蒙恬率军30万御北，用了大约六年时间，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失地，把匈奴驱至黄河以北，并把秦、赵、燕三国的旧长城连通，修筑了一条西起甘肃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边防线，即今天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万里长城”。

汉代建国，正值匈奴强盛期，纵有“和亲”政策，匈奴每年仍然大肆入侵边境，杀官吏，掠民财。汉与匈奴的边境线长达数千里，西起陕甘宁，中间是山西、河北，东至北京、辽东，西汉中期之前的国家要务主要是戍边。汉文帝时的贾谊，写过一篇文章《解县（悬）》，指出汉与匈奴的关系呈“倒悬”之势，是大国屈辱。这种“倒悬”的态势从刘邦开始，经历了惠帝刘盈、吕后、文帝刘恒、景帝刘启，到汉武帝刘彻执政的中后期，国家综合实力大增，又开启了丝绸之路这种治国模式，才有所改善，但在军事上仍处于对峙期，汉军每打一次胜仗，匈奴均在他处疯狂报复。再经过昭帝刘弗陵，直到汉宣帝刘询时候，汉军把匈奴赶到贝加尔湖一带，边疆的维稳警报才算彻底解除。

丝绸之路最初是军事路、外交路，汉武帝派使臣联合西域的大宛、乌孙、大月氏等国，成立了一个松散的合作联盟，旨在孤立和削弱匈奴势力。之后是民生路、商业路，世贸路，再之后发展成了当时世界上最繁忙的物流大通道。由长安到西域，到中亚，到西亚，再绵延至欧洲。物质交流的同时，中国文化、印度的佛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文化也相互交集共生。丝绸之路是汉朝探索出来的、让中国融入世界、并渐而有发言权和影响力的一条大国之道。

与丝绸之路相关的物产

丝绸之路不是务虚的外交词汇，有很具体的实际内容。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68年至1872年在中国考察了四年，之后写出了五卷本著作《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此为根据的研究》。书中首次命名“丝绸之路”，“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联结中国与河中（指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公元前114年是西汉汉武帝元鼎三年，这一年丝绸之路的开拓人物张骞去世；公元127年是东汉汉顺帝永建二年，这期间的240年被认为是丝绸之路的首个高潮期。1910年，德国人赫尔曼在《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进一步定义为，“我们应该把这个名称的含义延伸到通往西方的叙利亚道路上。丝绸之路，即从长安到叙利亚。其实，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是有局限的，讲东西交通和中西交通，既包括交通线，又包括所有的各种交流。例如，文化艺术、科技、宗教等各个方面。因此，我们把丝绸之路定义为：古代和中世纪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经印度、中亚、西亚连接北非和欧洲，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文化交流之路”。

经由这一条物流大通道，中国的物产，如丝绸、茶叶、瓷器，包括五谷种植技术被输出，同时引进了良种马、苜蓿（军马的主饲料，汉又名“怀风”，“苜蓿一名怀风，时人或谓之光风。风在其间，常萧萧然”，还叫连枝草等。有多个名字，是因为此植物刚被引入，尚无定名的原因）。葡萄（汉代写为蒲桃）、樱桃、胡麻、胡椒、胡萝卜，芫荽、石榴（安石榴）等，也多从这条路而来，再落地生根的。

汉武帝刘彻爱马，在帝位54年，他的坐骑有多匹来自大宛国（乌兹别克斯坦一域），有一副马具来自身毒国（印度）。“武帝时，身毒国献连环羁（马笼头），皆以白玉作之（皮革之上镶玉），玛瑙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鞍在昏（闇）室中，常照十余丈，如昼日。自是长安始盛饰鞍马，竞加雕镂，或一马之饰直（值）百金。”（《西京杂记》）

《西京杂记》载，汉宣帝刘询生不逢时，才几个月大时，因“巫蛊之祸”受牵扯坐牢，入狱时，胳膊上佩戴着祖母史良娣编织的彩色丝绳，上面系着一枚产自印度的宝镜，镜面如八铢钱大小，民间说法此宝镜可照见妖邪，佩戴者得赐天福，因此宣帝才能转危为安。宣帝即位后每次见到这枚宝镜，都会长时间哭泣。

丝绸之路得以宽广和壮大，是接着地气的，是和民生息息相关。国家倡行的政策，失去老百姓的参与和响应，是不可能成为大政的。

冒顿单于与吕后的

一次互通国书

冒顿是匈奴划时代的领袖，一生充满传奇，是大单于，但也粗劣僭越至极。

公元前209年，冒顿弑父王头曼，自立单于。这次政变不是阴谋，是公开的。在一次狩猎中，冒顿把一支响箭射向父亲的头部，他的麾下立即万箭齐发，老单于现场殒命。冒顿多年来就是这么操练手下的，响箭是信号弹，是超级号令，也是狗眼里的骨头，扔向哪里狗群扑向哪里。

这一年，南中国相对应的是秦二世元年，但三年后，大秦帝国轰然崩塌。偌大的秦朝只存世15年，从公元前221年到206年。如此短命的朝代，后世执国者当引以为大的训诫。与此同时，冒顿的帝国在北方迅速崛起。冒顿单于是军事家，也是战略家，他统一了北方草原一百多个部落，西征楼兰、乌孙，控制了西域大部分地区，向南兼并楼烦，占领黄河河套以南地区，东抵辽河，降服东胡王，北抵贝加尔湖一线，建立了辽阔的草原和大漠帝国。汉朝建立时期，正值匈奴的黄金时代。刘邦碰上这样的对手，也是生不逢时。

公元前200年是汉代建国第七个年头，事实上刘邦称帝是在汉五年（公元前202年）5月，同年12月灭项羽，汉代纪元从刘邦首次攻入咸阳城那年开始计算，公元前206年，“沛公军霸上”。汉七年农历十月，刘邦挂帅的汉军和冒顿单于率领的匈奴军在大同一带首次巅峰对决。这一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天公不作美，遭遇了极寒天气。汉军以南方子弟兵为主，从将军到士兵均对北方的恶劣天气准备不足，有二三成士卒被冻掉了手指和脚趾，“至楼烦（山西朔州一带），会大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在平城（大同），32万步兵被30万骑兵分割包围，被围困七天后，刘邦依靠给匈奴的王妃送重金才买出一条逃生路，侥幸逃脱。

这一仗之后，戍边的汉将纷纷倒戈率众降北，已经危及大厦初起的汉朝，匈奴势强、汉朝兵弱的南北格局形成。为维持新生政权，刘邦于无奈之中，用美女换和平，官方术语叫“和亲”，送“翁主”给冒顿做“阏氏”（夫人），每年还要奉送大量财物，以换取边疆苟安。皇帝的女儿叫公主，诸侯的女儿叫翁主。原本是要送公主的，但刘邦只有一个女儿，在吕后的软缠硬磨下才临行换人。“欲遣长公主。吕后泣曰：‘妾唯以一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皇族女儿）为公主，妻单于。使敬往结和亲约”（《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

汉十二年，刘邦去世，冒顿派使者给吕后送来国书，但不是吊唁，而是上门提亲，语气也极其粗鲁傲慢，说你是一个人，我也一个人，我想在中原多走走，咱俩凑合起来过日子吧。“孤偾（仆）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城，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吕后有王者风范，忍下了此等巨大羞辱，且依国家礼仪回奉国书：“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退日自图”这句话是对提亲一事的答复，但软中见硬，柔里用刚。“我照着镜子端详了自己，年老气衰，发齿脱落，走路都打晃，单于您误听他人言了，不要亏了自己。”单于看了回书，立即再派来使者认错，“未尝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这是礼仪的力量，国力疲弱的时候，用礼仪也能抵挡一下。

但认错归认错，此后经年，匈奴在边境滋事不断，掠妇女，抢钱粮，杀边吏。汉朝廷的回应多以修书“严正抗议”为主，抗议国书的抬头是这样的：“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冒顿回复的抬头则是这样：“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冒顿去世后，他的儿子老上单于即位，国书的抬头写成这样：“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更为甚者，汉朝廷的国书函匣规格是一尺一，“以尺一牍”；匈奴的函匣是一尺二，“以尺二寸牍”，处处压过汉朝廷一头。

吕后之后，汉文帝刘恒时期边境冲突最为频仍，尽管有“和亲”、通关市（边境贸易）、给遗单于（大量奉送财物）三项政策，但匈奴大军不时入境侵扰，最多时达14万军队侵境，“岁（每年）入边，杀略人民甚众”。侵扰地点几乎覆盖北方边境，东部在“辽东，云中（内蒙古南）”，中部在“句注（山西雁门），飞孤口（张家口蔚具）”，西部在“北地”，“朝那萧关（陕甘宁沿线）”，汉朝当时已进入全民备战模式，“烽火通甘泉（咸阳淳化），长安”。汉景帝刘启即位后，因为匈奴内部不团结，“终景帝世，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一直到汉武帝刘彻执国后，国家综合实力强大起来，中华再兴，这种大国屈辱的局面才得到基本改善。

“和亲”与“倒悬”

软骨头，指的不是骨头，是怯懦的心。怯懦有天生的，也有迫于无奈的，俗话叫示弱。

汉代的和亲政策是大国的屈辱之举，是用美女换和平，是礼仪之邦向野性的引弓之国示弱。这段辛酸和无奈的历史持续了大约150年，具体的时间节点是，从公元前200年“平城之围”，到公元前51年（汉宣帝甘露三年），匈奴的呼韩邪单于首次以臣子身份入汉朝觐。这中间经历了七位皇帝和一位虽无帝名、却是实际的柄国者吕后，依次为高祖刘邦、惠帝刘盈、吕后、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武帝刘彻、昭帝刘弗陵、宣帝刘询。

匈奴一统北国称霸的时间约150年，与和亲政策的时间范畴相对应，共经历十二位单于——冒顿单于、老上单于、军臣单于、伊穉斜单于、乌维单于、儿单于、句犁湖单于、且鞮侯单于、狐鹿姑单于、壶衍鞮单于、虚闾权渠单于、握衍朐鞮单于。之后匈奴内部出现大分裂，形成军阀割据时代，呼韩邪单于以臣子身份朝觐汉朝，是五单于并存时期。他到长安城来，是来寻求保护伞的。

关于和亲的细节，《汉书》中《匈奴传》《西域传》和诸帝王纪的记载不尽相同，主要是时间上有些出入。有确实记载的，自武帝至宣帝，对匈奴和亲八次，对西域乌孙国和亲三次。具体是，高祖刘邦一次，惠帝刘盈一次，文帝刘恒三次，景帝刘启两次，武帝刘彻即位后提议一次被匈奴拒绝，后与乌孙国和亲两次，宣帝刘询与匈奴和乌孙国各一次。

与匈奴八次和亲的细节如下：

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平城之围”后首次和亲，“乃使刘敬（原名娄敬，和亲政策顶级设计人，赐姓刘），奉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阙氏，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约为兄弟和亲”（《汉书·匈奴传》）。

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单于”（《汉书·惠帝纪》）。

汉文帝即位后，提议和亲。“至孝文即位，复修和亲”。汉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冒顿单于致汉文帝国书，问及和亲事，“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汉许之”（《汉书·匈奴传》）。

以上三次和亲，嫁冒顿单于。

汉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冒顿死，子稽粥立，号曰老上单于”。“老上稽粥单于初立，文帝复遣亲人女翁主为单于阙氏”（《汉书·匈奴传》）。

汉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六月，匈奴和亲”（《汉书·文帝纪》）。

以上两次和亲，嫁老上单于。

军臣单于即位后，拒绝与汉和亲，大肆侵扰掠边。“军臣单于立岁余，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陕西榆林一带）、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重”（《汉书·匈奴传》）。

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秋，与匈奴和亲”。汉景帝五年（公元前152年）“遣公主嫁匈奴单于”。

以上两次和亲，嫁军臣单于。

武帝即位（公元前140年）后，积极推行边境贸易，给匈奴最优惠待遇。“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书·匈奴传》）。

汉武帝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两次与西域乌孙国和亲。汉武帝中后期，汉朝国力强盛，又联手西域诸国，与匈奴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但仍处于军事对峙期，互有胜负；汉军每在一地取胜后，匈奴则在他处疯狂报复。

汉昭帝时期无和亲，匈奴提出和亲，汉朝不响应。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狐鹿姑单于欲求和亲，会病死”。“壶衍鞮单于既立，风谓（即捎话，非正式国书）汉使者，言欲和亲”（《汉书·匈奴传》）。

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单于遣名王奉献，贺正月，始和亲”（《汉书宣帝纪》）。此时，汉与匈奴关系已有本质变化，匈奴派重要使臣入“汉奉献，贺正月”。

公元前51年（汉宣帝甘露三年），呼韩邪单于首次以臣子身份入汉朝觐，“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朝汉，“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汉元帝赐王昭君嫁单于。这一年汉元帝改元，称竟宁元年。

贾谊是汉文帝时的博士，汉代的博士比今天的院士地位高，相当于皇帝的文化顾问。他给汉文帝的奏折中，称“和亲”政策是“倒悬”，是跛脚，是偏瘫，是国之大病。

“天下之势方倒悬，窃愿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蛮夷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供）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是倒悬之势，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非特倒悬而已也，又类躄（跛脚），且病痱（偏瘫）。夫躄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郡、北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很高爵位的人也不能免除徭役，复，此处为徭役，指戍边），五尺以上不轻得息（不能安居乐业），苦甚矣！中地左戍，延行数千里，粮食馈饷至难也。斥候者（瞭望哨兵）望烽燧而不敢卧，将吏戍者或介胄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时，于焉望信威广德难。”（贾谊《新书·解县（悬）》）

天子、蛮夷、首、足、上、下，这种观念是不妥当的，没有与邻为善的平等相处意识。但贾谊对国情态势分析有大眼光：“蛮夷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供）贡，是臣下之礼也。”听命于匈奴，大国丧失发言权。给匈奴奉贡，是臣子的行为，向他国俯首称臣，是屈辱。“中地左戍，延行数千里，粮食馈饷至难也。”由内地到边境戍边，长途跋涉千里，军费支出巨大。汉代中期时候，全国人口约4500万，常规部队仅七八万人，而与匈奴的边境线长达数千里，西北从陕甘宁一线起，至山西、河北、北京，东至辽东，汉代不得已实施全民皆兵政策，国民23岁至56岁，每年每人均有三天兵役义务。

“匈奴欺侮侵略，未知息时于焉，望信威广德难”。在有和亲纳贡的政策下，匈奴每年仍要大肆侵边，不知何时能止，大国之威从何谈起。贾谊无奈地发出感慨：“倒悬之势，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国家有难，无人能解，是国家没有栋梁人才。

我们中国自汉代起，才开始以世界的眼光，重构国家的格局，这是汉代的大器之处，是“汉唐气派”的原点所在。但是这个大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历经了太多的韬光养晦和自强不息。对大国崛起之前压抑地带的反思与内省，应是今天建立中国气派大时代的基础课。

穆涛，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文化散文集《先前的风气》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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