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人王熙之与鲁迅的书信往还

考察鲁迅的社交圈子,可以发现,鲁迅无论身在北京、上海,还是广州、厦门,都是以自己的老乡浙江绍兴人为交往轴心,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固的话语圈子。他与西北人交往极少,日记中仅出现过王捷三、王焕猷等为数不多的西北人氏。盖因西北边远,文化落后,西北人因此极少获得与鲁迅直接对话的机会。如果不是1924年受国立西北大学之邀前往西安讲学,鲁迅此生恐怕对西北的概念要更加模糊。

与鲁迅书信交往的甘肃籍人士,据笔者所知,有一个叫王熙之的。1981年版《鲁迅全集》对王熙之的介绍是:

“王熙之(?—1960),一九三三年前后为甘肃临洮师范学校教员。所寄儿歌曾经鲁迅介绍给北新书局,未发表。”

这一介绍今天看来至少是不完整、不严谨的。据1990年出版的《临洮县志》载,王熙之(1904—1960),原名王裕和,熙之是他的字,临洮建宁乡木厂村人,兰州中山大学艺术专修科毕业。擅书法,喜金石文物考订,好文学创作。王熙之当时所在的学校,叫“甘肃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其前身是始建于1916年10月的“狄道师范讲习所”,校址位于甘肃省临洮(古称狄道)县城之东的岳麓山椒山祠,系当地乡贤杨明堂、刘笠天等人会同返乡的江苏南通师范毕业生创建,第一任校长是杨明堂。1917年,学校定名为“狄道公立师范学校”,次年8月由甘肃省议会更名为“甘肃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并任命刘笠天为校长,1936年才更名为“甘肃省立临洮师范学校”,是驰名陇原的师范学校。

王熙之在《鲁迅日记》中共出现过四次,分别是:1933年10月21日、10月26日、12月22日,1934年1月4日。

1933年10月21日,《鲁迅日记》:“上午得西谛信,下午复。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得靖华信。得王熙之信。晚往知味观定座。夜复靖华信。复王熙之信。复陈铁耕信。”

这是鲁迅收到的第一封王熙之的来信。这封信在旅途中行走一月有余,鲁迅由此感叹“我们住得真远”。鲁迅收到信后当夜即复。全文如下:

熙之先生:

九月十六日惠函收到,今天是十月二十一日,一个多月了,我们住得真远。儿歌当代投杂志,别一册俟寄到时,去问北新或别的书局试试看。

《自由谈》并非我所编辑,投稿是有的,诚然是用何家干之名,但现在此名又被压迫,在另用种种假名了。至六月为止的短评,已集成一书,日内当寄奉。

此复,即颂

学安。

鲁迅启上十月廿一夜。

鲁迅所说的“至六月为止的短评,已集成一书”指《伪自由书》。

1933年10月26日,《鲁迅日记》:“下午寄王熙之《伪自由书》一本。”

1933年12月22日,《鲁迅日记》:“晚得王熙之信并诗稿一本,儿歌一本。”鲁迅收到的是王熙之写给他的第二封信。

1933年12月26日,《鲁迅日记》:“午后寄小峰信。复王熙之信并还诗稿,且赠《伪自由书》一本。”

这是鲁迅复王熙之的第二封信,全文如下:

熙之先生:

惠函收到。儿歌曾介绍给北新书局,但似未发表。此次寄来的较多,也只好仍寄原处,因为我和书店很少往来。

大作的诗,有几首是很可诵的,但内容似乎旧一点,此种感兴,在这里是已经过去了。现并我的一本杂感集,一并挂号寄上。

《自由谈》的编辑者是黎烈文先生,我只投稿,但自十一月起,投稿也不能登载了。此复即颂

时绥。

迅上十二月廿六日。

信中“我的一本杂感集”,亦指《伪自由书》。

从鲁迅日记中判断,鲁迅10月26日和12月26日各寄王熙之《伪自由书》一册,应是寄了两次,前后相隔两月。因材料阙如,我们无从判断王熙之究竟收到了几册《伪自由书》。甘肃和上海相隔如此遥远,用鲁迅信中的话讲,“我们住得真远”,丢失一份信件,当不意外。

1934年1月4日,《鲁迅日记》:“得王熙之信。”

这是王熙之写给鲁迅的第三封信,盖为收到《伪自由书》后表示感谢的信,故鲁迅没有再复。

鲁迅写给王熙之的两封信,有两点很引人注目,一是评价王熙之的诗作:“大作的诗,有几首是很可诵的,但内容似乎旧一点,此种感兴,在这里是已经过去了。”言外之意,对王熙之的诗歌创作并不看好。这一态度可能也代表着鲁迅对西北文坛的态度。经济落后之邦文化并不灿烂,文学创作也难以与东南沿海相比,这是无可奈何之事。另一点是两封信都提到的“儿歌”。第一封信中说“儿歌当代投杂志,别一册俟寄到时,去问北新或别的书局试试看”,第二封信说“儿歌曾绍介给北新书局”。

王熙之整理临洮儿歌,并且寄给鲁迅,是因为周氏兄弟是中国儿歌收集整理研究的始作俑者。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第一个提出搜集和研究歌谣,他于1913年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第1期上发表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里写道:“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光大之,并辅翼教育。”鲁迅很重视儿童歌谣的搜集整理,在教育部工作时,就亲自搜集、抄录了六首儿童歌谣,每首加了注解,说明其所属地域。他整理的北京儿歌如:“羊羊羊,跳花墙。花墙破,驴推磨。猪挑柴,狗弄火。小猫儿上坑捏饽饽。”周作人1914年公开征集儿歌、童谣,他在《搜集绍兴儿歌童话启》中写道:“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即大人读之,如闻天籁,起怀旧之思,儿时钓游故地,风雨异时,朋侪之嬉戏,母姊之话言犹景象宛在,颜色可亲,亦一乐也。”

收集、编订、出版歌谣,把歌谣研究当成一门学问,登堂入室,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发掘和张扬的是除儒家文化之外的另一种中国文化,即老百姓的文化。西北僻荒,这股研究、介绍儿童歌谣的新风吹到甘肃省时,自然需要一个启蒙、觉悟和身体力行的过程。就在王熙之整理临洮儿歌的同时,中国现代歌谣运动的领军人物刘半农整理各地歌谣已经很有成果,他和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成立了北大歌谣征集处,并执笔发布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在中国民间文学史和文化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鲁迅之所以把临洮儿歌介绍过北新书局,是他与北新关系较好。鲁迅在上海期间,与北新书局有多方面的合作,不仅编辑《语丝》周刊,还与郁达夫一起为北新书局主持了另外一种在新文学史上具有一定影响的刊物《奔流》,并且长期为《北新》半月刊提供译稿。但是鲁迅与北新书局20年代末因为版税问题闹得很不愉快,竟至于需要律师出面调解,所以,进入三十年代之后,鲁迅与北新书局的关系是比较疏离的,他推荐王熙之整理的儿歌给北新书局,笔者认为不过是例行公事的一种交待。

北新书局以出版新文学作品为主旨,经营过程中不要作家自费印书,也不要作家包销,而是用版税和稿费的形式向作家买稿,把版税、稿费和自己的利润加进书价进行销售。假如当年北新及其旗下的杂志选用了王熙之的稿件,不仅对其创作是一种激励,对其经济生活也是一种扶助,对临洮儿歌也是一种奖掖。可惜的是,由于歌谣是以方言俚语为载体的,北新书局和当时的上海文化界似乎并没有真正读懂临洮歌谣中的文化精神,于是并不认同或不愿轻易接受来自西北的儿歌。

笔者分析,王熙之寄给鲁迅的不仅仅只是临洮儿歌,应当还有相当数量的“花儿”。花儿高亢而又悠长,具有浓郁山野味,是我国西北高原地区几个民族特有的山歌形式。临洮是最早把山歌叫做“花儿”的地区,洮岷花儿至今享有盛誉。笔者认为,可能是由于沟通不足等方面的问题,临洮儿歌包括洮岷花儿虽然经鲁迅之手介绍给了北新书局,却遗憾地与大师的提携擦肩而过,没有成为《江阴船歌》那样中国现代歌谣运动中的一份生动鲜活的材料。尽管如此,仍然不能因此否定临洮儿歌以及洮岷花儿强大的表现力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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