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费人考实》与曾子故里“嘉祥说”“平邑说”

宗圣曾子，名参，字子舆，作为春秋战国之交著名思想家，在儒学创始、发展和传承中起到至为关键的作用。曾子故里，汉代司马迁《史记》记为“曾参，南武城人”。这个“南武城”，在今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南四十华里南武山下，这既有史书记载可证，也有曾氏宗谱可证，还有武城遗址可证。

明代费地学者、《沂州志》主编王雅量作《曾子费人考实》，认为曾子故里在费县武城（今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境内），由此引发嘉祥说学者与平邑说学者几百年的学术争论。

王雅量《曾子费人考实》一文，其中最为关键、最为核心的，是引用东汉学者王符《潜夫论》浮侈篇里的一段文字，作为曾参故里在费地之武城的得力证据。王雅量引述道：“后汉王符《论侈葬》曰：‘毕鄗之陵，周公非不忠；南城之墓，曾子非不孝。’”而对照王符《潜夫论》，王雅量这段引文有四处错误：其一，王符《潜夫论》浮侈篇，王雅量引文为“论侈葬”。按王符“浮侈篇”为讥讽整个社会奢侈现象，抨击丧葬奢侈只是其中一部分，王雅量有何理由改“浮侈篇”为“论侈葬”？其二，王符原文为“鄗毕之郊，文武之陵；南城之垒，曾析之冢。周公非不忠也，曾子非不孝也”。王雅量未尊重原文，删改为“毕鄗之陵，周公非不忠；南城之墓，曾子非不孝”。这里既然前面明确有“后汉王符《论侈葬》曰”，王雅量却省略原文，并把前后文字顺序作了颠倒？其三，王符原文“鄗毕之陵”，王雅量引文错写成“毕鄗之陵”，这是作为古代学者的一个常识性错误。严格说，鄗毕二字不可颠倒，鄗是鄗京，是西周京都；毕是毕原，也称毕郢原，是鄗京之郊野。譬如周康王姬钊为周成王姬诵之子，在位26年，病死于鄗京，葬于毕原。鄗京和毕原两者并提，可称“鄗京毕原”，却不能说“毕原鄗京”。其四，王符原文“南城之垒，曾析之冢”，王雅量却抄引简写为“南城之墓”，特别是“冢”改写为“墓”，更是没有任何道理。王雅量的26字引文4处常识性错误，未免让人遗憾。

王雅量文章接着引述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南城在今沂州费县西南”，然后评点说：“今曾点墓不可考矣，而唐章怀太子去春秋未远，当时古迹必有存者，其所注书，大率门客所考，必有亲见其迹而非漫称者”。分析这段文字，第一，王雅量承认“今曾点墓不可考”，但又说“章怀太子去春秋未远”，其门客“必有亲见其迹而非漫称者”。再看王雅量所引章怀太子李贤注释文字，并没有“当时古迹必有存者”的意思。如此推论，王雅量所说章怀太子门客“亲见其迹”是不存在的。第二，王雅量断言“章怀太子去春秋未远”，这个“未远”是多远？曾参之父曾皙死于鲁哀公二十年，即公元前475年；李贤召集门客注释《后汉书》是他为太子期间，而被立太子时间为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调露二年（680年）因谋逆罪被废为庶人，流放巴州。最早按675年计算，李贤距曾皙去世已经1150年；一千多年在王雅量看来是“未远”，显然失当。现在看王雅量与李贤相隔多远？王雅量生卒年为1566—1633年，按王雅量去世时间1633年，李贤被立太子675年计算，王雅量距李贤为958年。一个相距1150年，王雅量称“未远”，门客“必有亲见其迹”者；一个相距985年，王雅量却称“曾点墓不可考”。按王雅量逻辑推论应当是，曾点墓在李贤时因“去春秋未远”有门客“亲见其迹”，而王雅量去章怀太子李贤“未远”，则曾点墓“古迹必有存者”，又怎么会“不可考”呢？第三，其实王符“浮侈篇”这段文字的本意，是说周文王、周武王没有立墓，后世注者引司马迁文字“在鄗东南杜中，无坟陇”；再引东汉学者崔实（又名崔寔）《政论》文字“文、武之兆，与平地齐”。既然前文称鄗毕之郊没有文武之陵，那么后面南城也就相应没有曾点之冢。曾子为什么不给父亲立坟墓？西汉桓宽《盐铁论》散不足篇做了解释：古者“庶人之坟半仞，其高可隐”。 且王符浮侈篇中就有这样的文字：“古者墓而不崇。仲尼丧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堕，弟子请治之。夫子泣曰：‘礼不修墓。\’”王符“南城之垒，曾点之冢”，实际上就是称赞曾子尊礼而不给父亲修墓。曾点之墓于曾子在世之日既已无存，何来唐代李贤门客“亲见其迹”？

实际上，我们根据章怀太子李贤作注分析，王雅量所引文字应出自《后汉书》王符传。按《后汉书》王符《潜夫论》浮侈篇，本段文字为“鄗毕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这表明，把王符这段文字简缩不是王雅量首创，而是《后汉书》作者范晔之所为。不过王雅量在引用时，还是改了原文、颠倒了顺序，并且两处文字就有明显的常识性错误。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后汉书》王符传和章怀太子李贤注，不妨把王符传《潜夫论》浮侈篇相关文字全文抄录于此，并以注释文字对照：“案鄗毕之陵，南城之冢。毕，周文王、武王葬地也。司马迁云‘在东南杜中，无坟陇\’，在今咸阳县西北。孔安国注《尚书》云在长安西北。南城山，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费县西南也。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分析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两点，第一，周文王、周武王葬于毕原，但没有坟陇，至今墓在何处，学者们仍争讼不已。第二，南城，章怀太子李贤注释为“南城山”。王雅量在点评时去掉“山”字而曲解为“南城”。一个是山名，一个是城名，两者应该很明显不是一回事。

在此退一步说，王符《潜夫论》所称南城即使不是南城山，也应该是对司马迁《史记》所记“南武城”的简缩。这里有两点理由，第一，鄗毕，为两个地方，一个是鄗京，一个是毕原，王符却简缩为“鄗毕”；那么后面南城，为什么不是“南武城”的简缩？第二，从词句修辞上可以看出，王符这段文字用的是对仗，前面是四个字，后面也只能是四个字，这样，南武城就必须简缩为两个字，简缩哪一个字呢？其一，去掉“南”字为武城，如果王符确实认为费县武城为曾皙墓所在，这就不用简写，直接用“武城”就可以了。其二，去掉“城”字为南武，这有点不伦不类；其三，去掉“武”字为南城，这才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曾点墓无论是在嘉祥武城还是在平邑武城，至少在王雅量写作《沂州志》时已经“不可考矣”。现今平邑县郑城镇境内曾点墓，为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 所立，这显然是受王雅量“曾子费人考实”影响，“欲援古哲芳躅，以为梓里光辉”罢了。平邑说学者以清代所修曾点墓，证明曾参为平邑武城人，就更没有学术争论的价值了。再就是曾参墓，《曾氏族谱》早有记载在嘉祥武城南武山，明成化初年“山东守臣上言，嘉祥南武山南，玄武山之东，有渔者陷入一穴中，得悬棺，其前有碣，镌曾参之墓，奏诏封树丘陵，建飨堂、神道。路旁松柏树木缭以周垣”。嘉祥重修曾子墓始于此。

关于曾参墓在明代成化初年被发现一事，平邑说学者全部持否认态度，认为“称嘉祥‘得悬棺，其前有石碣，镌曾参之墓\’，实为子虚乌有”。平邑说学者不顾平邑曾点墓、曾参墓于清代乾隆年间修建事实，竟然指责明代正统年间修复为祭祀宗圣曾子的嘉祥曾子庙，声言“它们距曾子去世已一千八九百年，以此作为曾子故里为嘉祥庙的证据，是经不起推敲的”。而实际上嘉祥曾子庙始建年代要早于明正统年间，现嘉祥南武山曾子庙内保存有明正统甲子年（1444年）重修石碑，上面有嘉祥县教谕温良奏请重修宗圣公庙的记述，奏文以郕国宗圣公“兹庙倾圮”为由“奏请修葺”。这一事实说明平邑说学者根本不顾曾子庙在明正统年间已“历岁滋久、风雨震陵”之历史真实，其所辩论曾子故里在平邑武城之论点论据，才的确应该是“经不起推敲的”。

现在我们回到王雅量《曾子费人考实》文章上来。王雅量在提出四条论据证明“费县关阳之武城，的系（澹台）灭明所居之武城”之后，又用四条论据证明费县关阳之武城“即曾子所居之武城”。其中第二条论据“毕鄗之陵”“南城之墓”，笔者在前文中已经辨明，现在看王雅量第一条论据：“曾子，鄫之后也。莒人灭鄫，后人遂去其‘鄫\’字之傍以氏焉。今鄫城既在沂州境，去关阳不过八十里，曾氏自鄫城而徙居之，亦甚便也。”王雅量这一论据其实是自话自说，或者说是王雅量主观推测臆断文字。当时史实是鄫世子巫为避难离开鄫国，求助于鲁国、晋国皆不可复国，见事不可为，才去掉“鄫”之偏旁，以曾为氏。就在鄫国亡国第三年，莒人还敢于“伐我东鄙，以疆鄫田”。这就说明，鄫世子巫只有远离鄫国，才可保证自身安全，怎么敢居住在去鄫城“不过八十里”的关阳呢？事实上，鄫世子巫在鲁国最早是居住于表哥穆叔（叔孙豹）封地，穆叔封地在郕，郕国都城西周早期在今宁阳境内，春秋后期在今汶上境内，今汶上县郭楼镇有古郕村，即古郕国之重要遗址。这一事实也说明，为什么历代朝廷封曾子为郕伯、郕国公和郕国宗圣公的根本原因。顺便说一句，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先生远世一世祖荣旂（字子祺），为孔子七十二贤弟子之一，其家就居于郕邑。《史记》、《孔子家语》均不记述其里籍。现今所见荣旂介绍文字，为“春秋鲁国人（一说卫国人）”，笔者作为“荣氏家族根在济宁”课题主持人，对其生平进行详细考证，结论是荣旂与卫国没有任何关系。

现在看王雅量第三条、第四条论据，这两条论据主要是论证曾参与费的关系。王雅量在第四条论据文字之末，声言“夫武城可以混窃，而古今以费名者无二地，费不可混也”，这就实际上承认了鲁国有两个武城，而王雅量前面的论述因此失去了立论依据。按照王雅量的这段文字推论，应该是鲁国可以有两个武城，但费地却只有一个。而平邑说学者一个主要论点就是“武城与两费均为春秋鲁国城邑”，“春秋鲁国只一武诚（城），即春秋武城、战国南城、西汉以后的南武城，皆指费县之武城（今平邑县南武城）”；“鲁有两费，一在今山东费县，一在今山东鱼台”（《宗圣曾子》李洪廷《谈武城与两费》），这就是说鲁国武城只有一个、费却有两个，这个论断本身就是对王雅量“武城可以混窃”、而费“无二地”的否定。

那么，王雅量是怎么论证“费名者无二地”的呢？现在看王雅量第三条论据：“又按《史记》‘秦武王三年，欲以甘茂伐宜阳，甘茂托讽以对曰：“昔者曾参处费，费有杀人者与曾参同名，有人三告其母曾参杀人，其母投杼（zh，音柱，织布机梭）而走”’。如曰曾子居武城为宾师之地耳，非其家也，胡以其母皆在而且织也？”王雅量这个论据是想证明曾参与费地的关系，因曾母“皆在而且织”，所以曾参应以费为其家。这里《史记》原文为“昔曾参之处费”，王雅量引文为“昔者曾参处费”，这里我们且不说王雅量学术态度不严谨，就看其引文为“曾参处费”，何以在分析文字成为“曾子居武城”？这里无需探究“曾子处费”是在鲁东之费还是在鲁西之费，即使是鲁东之费，又与武城有何关系？费地是季孙氏私邑，武城为鲁国一邑，孔子弟子子游为武城宰就表明了武城和费邑并不是归属关系，而是平等或并列关系，以“曾子居武城”代替“曾参处费”，王雅量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偷换概念之手法，也足够方家引以为耻、千夫所指了。

我们继续看王雅量论证“曾子费人”的最后一个论据：“《曾子杂篇》载：‘鲁人攻费，人责其罪。曾子谓费君曰：“请出避，姑无使狗豕入吾宅也。”费君曰：“寡人之为先生厚矣，今寡人见攻，而先生去之，安能为先生守宅也？”曾子不答而出。及鲁攻费，责费之罪者十，而曾子所陈者九。费人后修曾子之舍而复迎之。\’夫所居不曰‘馆\’而曰‘宅\’，则武城果寄迹之地耶？既称‘居武城\’，又曰‘居费\’，则《史》迁所谓武城人者其为费之武城无疑矣。”

王雅量这一论据所引文字别见于西汉刘向《说苑》尊贤篇：“鲁人攻鄪，曾子辞于鄪君曰：‘请出，寇罢而后复来，请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鄪君曰：‘寡人之于先生也，人无不闻；今鲁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鲁人果攻鄪而数之罪十，而曾子之所争者九。鲁师罢，鄪君复修曾子舍而后迎之。”分析这段文字，我们所要关注的最主要的有三处：第一，鲁人攻鄪；第二，曾子辞于鄪君；第三，鲁人攻鄪而数之罪十，而曾子之所争者九，鲁师罢。从这三点可以看出，第一，文中称“鄪君”，意味着鄪是一个国家；第二，鲁人攻鄪，说明这是两个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第三，鲁国攻打鄪国列举十条罪名，曾子据理驳斥九条，鲁国军队因此罢兵回师。那么问题就来了：第一，按照王雅量“以费名者无二地”论断，这个鄪，应当是季孙氏封邑费地。季孙氏作为三桓之首，长期在鲁国专政，费邑自有家臣管理，何时曾为方国？第二，如果季孙氏效法公山不狃，据费邑而叛鲁，信奉老师孔子“危邦不入”理念的曾子，不但不早早离开费地，反而要在鲁国攻打费地时站在季孙氏这一边，这岂能是弘毅君子之所为？第三，如果季孙氏据费地自立，鲁国讨伐，不要说“数之罪十”，就是鲁师指责季孙氏据费地与鲁国为敌这一条罪状也理直气壮、名正言顺；曾子何以“所争者九”，自愿为一个叛乱臣子辩护？第四，所谓“鲁人攻鄪而数之罪十”，史书中对这十宗罪没有详细记载，但从曾子“所争者九”，且能让鲁师理屈退师而分析，鲁人攻鄪理由，其实不过就是“季氏将攻颛臾”的翻版而已。第五，鲁人攻鄪，当时鲁国究竟谁能调动军队？——鲁哀公？史书称“三桓攻公，公奔于卫”。鲁哀公自顾不暇，何能调动鲁师攻季孙氏之鄪（费）？——鲁悼公？史书称“悼公之时，三桓胜，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鲁国政在三桓，鲁哀公、鲁悼公何能调动鲁师攻讨所谓季孙氏之鄪（费）？

其实，我们已经不需要列举上述五条反驳王雅量之第四条论据。这是因为，即使平邑说学者也已经承认，当时鲁国除了东边有季孙氏之费邑外，西边还有一个古老的费国。譬如平邑说学者李洪廷《谈武城与两费》一文，就对“两费”作了考辨：“鲁有两费，一在今山东费县，一在今山东鱼台”。由“鲁人攻鄪”这段文字分析可知，这个“鄪”其实就是位于今山东鱼台之费国。

王雅量列举上面四条论据后，又设问自答，写出三段文字，第一，“或曰‘曾氏之庙立于嘉祥，岂无据耶\’？嘉祥古为大泽，《禹贡》曰‘大野既潴\’，既此地也。汉武帝时，河决，泄其潴水，历汉魏以来皆未成邑。”王雅量这段解释真是强词夺理，所提论据和所争论点没有任何关系。且不说鲁国西部今嘉祥、金乡、鱼台、单县等地自夏商周以降一直有百姓居住这一事实，就是王雅量用记述大禹治水之《禹贡》“大野既潴”来推论“嘉祥古为大泽”，这岂不让人笑掉大牙？后面“汉魏以来皆未成邑”，又和春秋鲁国西部有没有武城等城邑有什么关系？第二，“考之《春秋》，只闻鲁人‘西狩于大野，获麟焉\’，未闻至南武城也。”王雅量这段文字，本身就是对“嘉祥古为大泽”的自我否定。试问，如果嘉祥当时为水泽，鲁人何以能在此狩猎？何以能在此“获麟”？再就是“未闻至南武城”，武城只是鲁西边境城邑之一，史书所记不仅“未闻至南武城”，也“未闻至郎城”，更“未闻至单父”，我们能说当时鲁国西部大野没有这些城邑吗？第三，“尤可据者，‘武城，鲁下邑\’今嘉祥虽属之鲁郡，然兖州以西在春秋为任地，非鲁下邑也。或曰：‘鲁方百里者五，嘉祥非初封之鲁，或战国之鲁，是亦鲁下邑。\’曰：‘不然，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即战国之时，任自任也，岂得称鲁下邑耶？\’”王雅量这段文字关键一点，是称“兖州以西在春秋为任地”。当时鲁国西部有任国不错，但任国范围仅相当于今天济宁任城、微山一部分，把鲁国西边武城、单父、郎城、亢父、费国等城邑和方国皆列为“任地”，这个“任国”是不是有点太大了？《春秋》、《左传》所记述齐人“伐我西鄙”，岂不都成“齐人伐任西鄙”了？王雅量官至光禄寺正卿，官固然做得很大，可惜历史知识、地理知识却欠缺了一些。

王雅量这篇文章最后文字，批评一些“好事者”，“偶得于地里之讹传，姓氏之仿佛，辄欲援古昔芳躅，以为梓里光辉”。辨析其文章《曾子费人考实》，不禁让人哑笑不止：因为当时嘉祥并没有“好事者”强争曾子故里在嘉祥，因为这是无可辩争之事实；倒是王雅量本人，因“好事”而撰写《曾子费人考实》文章，从而引发几百年学术之争端。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岂非王雅量先生之谓乎？

太史公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参，南武城人。”此南武城即曾子故里，此南武城在今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南四十里南武山下，愿曾子故里之争，至此平息矣！

让圣贤曾子在天之灵安息，这应该是天下曾氏宗亲共同心愿，也是所有关心曾氏宗亲团结和睦、曾氏家族繁荣兴旺的学者们的共同心愿！■成岳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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