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东街：印刷往事

◇张津

小东街是内江城区中央路通往河坝街的一条街道，全长230米，宽10米。由于连接沱江流域最大的码头内江港，小东街曾商贾云集，十分繁华。

史料载，明代内江学子著述极丰，多达230余种。据杨慎《科贡题名引》中称：“独内江一邑,文风冠于一方,自洪武至今进将百人,举于乡者三倍焉。”据内江县志记载，有明一代进士119名、举人372名、三品以上官员达30人之多，为全川之冠。文人、官员多，这些人晚年归乡后，将所著文章印行传世，称为“私刻”。当时学风正盛，又刺激了学子启蒙书籍的刻印，如《三字经》《增广贤文》《声律启蒙》《诗经》等，又称“蒙刻”，无形中助推了内江刻字印刷业的发展。

内江文史专家邹作圣在《在上海查找内江地方文献》一文中，谈到了内江明代刻印业。1995年，邹作圣在上海图书馆查找有关内江清代诗僧丈雪的史料时，在该馆古籍部意外发现明代内江籍思想家、文学家、官至宰辅的赵贞吉（大洲）的《赵文肃公文集》的内江明代刻本。在其书的扉页，书明“板藏四祠”。经考证，“板藏四祠”系内江明代刻本的标志性符号。《赵文肃公文集》共23卷13册，在每一册的封面写有“内江伍应奎持赠”字样，这是迄今为止所见存世最早的内江刻本书籍。

有“书画之乡”称谓的内江，清末民初，印刷行业亦超常发展。清末的内江“成记”书庄在省内有一定名声，并与资中“三余堂”联手分卷刻印，降低刻印成本，笔者就藏有“成记”书庄和资中“三余堂”印制的《声律启蒙》分卷的样书。1912年，内江人张四维在大西街“梯云阁”木印、石印书籍，1918年，谢子成设立成记长盛源（元）印刷社，接着，善文堂、贞利等共有11家印刷社建立。1919年，苏绍基在小东街“仁义永”印刷社置制圆盘机、四开机，开内江铅字机印之先河。此后，先后有十多家印刷厂、社集中在小东街及附近，被人们称为“印刷街”。解放后，小东街一度更名为“印刷街”，后又改为“修补街”，上世纪80年代恢复小东街名称。

欧洲早在19世纪初就已普及石印技术，最早将石印书籍和石印技术传人中国的是英国传教士麦部思，其中1829年石印的中文书《东西史记和合》是现知最早的石印中文书籍。石印技术的出现，主要是解放了雕版印刷的劳动。用石印术印书，省去了繁琐费时的雕版程序，并降低了成本，版面还能根据需要随意缩小放大，且差错少，故一经出现，立刻为国人接受，也赢得了内江印刷业的青睐。内江的石印技术从20世纪初延伸到70年代初，笔者还保存着新民印刷厂1964年石印的《沱江大合唱》曲谱。

铅印技术引入内江，比石印略晚，上世纪30年代中期形成一定规模，笔者收藏了一册1935年小东街源生昌印刷的《内江县县立初级中学校二十四年度整顿校务计划书》，为宣纸线装书，印制精美，洋洋数万余字一气呵成，堪称当时印品一绝。上世纪30年代初，《内江公报》在重庆印刷，到1937年，《内江公报》和刚创刊的《内江日报》均由小东街仁义永或源生昌代印。

铅印技术在内江发展很快，到1950年，内江小东街和附近就云集了“大公”“仁义永”“源生昌”“旭升”“蜀通”“复兴永”“宝来”“庆云斋”“苏伯釗”“小米家”等13家印刷社、厂，拥有圆盘机15部、石印机25部、四开机6部，从业人员达174人，而当时的内江县城仅4万人，可见印刷业之发达。那些年代，响彻小东街的印机声已成当时内江工业一景。随着时代的发展，激光照排技术取代了铅印技术，小东街的印刷企业也成为历史，“印刷街”的美名，也成为一代人的记忆。

参考文献：

《内江县志》、《内江市志》, 肖晴天《内江县大事记》文稿，李建友《漫话旧时内江刻印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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