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蟋小史学问大业

□本报记者 钱欢青

夏天即将过去，秋天即将到来。喜欢斗蟋蟀的人们又开始摩拳擦掌了。作为中国独有的民俗活动和人文景观，小小的斗蟋活动也是中国社会

生活史的反映。近日，曾出版《蟋蟀古谱评注》《解读蟋蟀》等著作的白峰先

生，再推填补国内空白之新作《斗蟋小史》。

蟋蟀虽小，却勾连着先民认识世界的方式，一部《斗蟋小史》，映射出

中国的气候变迁、生态变化、政权更迭、社会结构、文人趣味、乡土民情，乃

至世道人心，可谓一部微观的中国农业文明社会博物志和变迁史。在文献中“破案”

《斗蟋小史》之引论，首先回答的是“中国人为什么关注蟋蟀”的问题。“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追根溯源，皆来源于各自由来已久的生存和生活方式。西班牙斗牛享誉全球，今天看来是娱乐，但其来源却是欧洲以游猎为生的先民日常生活；今日美国盛行的骑野牛运动，则根植于当初欧洲移民面对美洲广袤的西部荒原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中国之所以对蟋蟀这样一种微末之虫瞩目良久，则来源于先民较早地确立了农耕的生活方式。”

农耕的生活方式为何和蟋蟀有关？因为与游牧民族的逐水草而居不同，农耕民族安土重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四季轮转，基本都是靠天吃饭，因而对节气、时令极其敏感。而蟋蟀最早被重视就在于它有一种典型的物候特征，《诗经》中的《豳风·七月》就有“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句子，所谓“鸣不失时，信也”，所以民间又有“蟋蟀鸣，懒妇惊”的谚语，故又称“促织”。原来早有先民看破了天地轮转与自然万物的关系，悉天地之盈虚，率阴阳以出入，是为“蟋蟀”。蟋蟀，一个小小的虫子，反映的是天地的阴阳消长，这是中国文化独特的理解世界的方式。

但以蟋蟀为物候特征，与认识到蟋蟀好斗的习性，却是两码事，那么中国人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到蟋蟀的习性的呢？通过对大量文献的阅读、研究，白峰首先排除了“唐代斗虫”的说法，该说法来源于南宋顾文荐之《负暄杂录》：“斗蛩之戏，始于天宝间，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而蓄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啄。”通过对唐代众多文献的爬梳，以及对彼时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探究，白峰从多个角度证明，顾文荐的这则笔记是一条伪史料，其中一条旁证，是唐人诗歌提及蟋蟀仍是感秋之言，无一句提及“斗”蟋。“号称诗圣的杜甫恰好经历了安史之乱，其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因为表达了知识阶层对为富不仁者的悲愤心情而名传千古。倘当时长安富人‘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啄\’，想必于杜诗中亦会有反映。杜甫的诗中确曾提及蟋蟀，但仍不出悲秋之情怀。”认识蟋蟀习性或和宋徽宗有关

经过纷繁复杂的文献“破案”工作之后，白峰认定，中国的斗蟋活动当“起始于两宋之际”。

举行斗蟋活动的前提是认识到蟋蟀好斗的习性。以认识蟋蟀的习性而论，在欧洲是法布尔（1823—1915），法布尔终其一生以探究昆虫生态为志业，遂有十卷《昆虫记》。那么在法布尔之前七八百年，在中国究竟是什么机缘使得人们开始认识蟋蟀习性的呢？

白峰认为，这可能和北宋徽宗时期的画院制度有关。宋代的皇帝都不同程度地爱好书画，画院体制逐渐完善，规模不断扩大，尤以徽宗时最为突出。徽宗曾于东京建艮岳园，收罗南方奇花异草、珍禽异兽，以为写生之用，是否豢养蟋蟀，不见于史料。但考察徽宗生平及作为，后世蟋蟀谱的产生却与徽宗的作为不无干系。徽宗绘画讲求写生、写实，而且他崇道抑佛，提倡对大自然细致的观察和描摹。汤垕《古今画鉴》记载的一个故事，充分体现了徽宗的这个特点。据《古今画鉴》载，徽宗曾命众画师为其屏风画“孔雀升墩图”，众画师反复画，皆不合圣意，遂群向徽宗请益。徽宗曰，孔雀升墩，必先抬左脚，而诸画师所画，皆抬右脚。众画师经反复观察，果然如此，遂叹服。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写生画到北宋末年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以画花鸟知名的易元吉改画猿猴后，为了追摹猿猴的形态，在荆湖大山里与猿猴为伴生活数年，《宣和画谱》云其“与猿狖鹿豕同游，故心传目击之妙，一写于豪端间，则是世俗所不得窥其藩也”。从当时普遍的风气考量，草虫的豢养较之观察大型的兽和翎毛类飞禽相比，相对要容易得多，成本也较低。故而应当就是在徽宗画院的这种氛围下，出于对写生的需要，宋代画院的画师们豢养蟋蟀并发现了蟋蟀的咬斗习性。其上限不会早于徽宗从专注政事转而醉心美术并设“书画学”学科的崇宁三年，即1104年。

北宋覆亡后，宫廷画家流落民间，许多画家经过辗转逃亡，才逐渐集结于南宋的都城临安，先后恢复在画院中的职务。北宋宫廷画师流落民间的这个阶段，也将宫廷画院中的一些知识和积累带到了民间。大约也是在这个时期，北宋画院中对蟋蟀的认识也渐次传入民间，后世竟一发而不可收，演变成独立的社会风习和民俗景观。有了这个铺垫，南宋早期出现斗蟋的记录也就不再显得突兀了。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经验积累，大约至13世纪中叶，也就是理宗后期到度宗时代，据说是由当朝宰相贾似道纂集了世间第一部“蟋蟀谱”，后世多称为《促织经》。对于当时的人如何斗虫，这才算有迹可循。

王世襄先生的忘年交

本文篇幅所限，所引《斗蟋小史》极为简化，而读该书，则让人深切体会到小小蟋蟀所包含的学问。如白峰先生曾言，人皆喜浮夸，玩什么都喜欢攀附名人以壮声势，“比如宁津一带就有个说法，说宋徽宗被金人掳走时经过宁津，翻了一车蟋蟀，从此宁津蟋蟀大盛。还说慈禧太后喜欢蟋蟀，曾让太监到宁津来找蟋蟀。这些传说都不靠谱。史载徽宗北上是在农历四月，阳历不过五月，此时不可能有蟋蟀；而在清朝，太监出宫是要被砍头的，连宫都出不了，自然无法到宁津来抓蟋蟀。”举凡总总，白峰还根据竺可桢对中国古代气候变化的研究，深入剖析了其对不同时代斗蟋活动的影响，总而言之，将斗蟋之历史放到古代气候变化和社会变迁的大历史观照之下，使得这本《斗蟋小史》格外厚重、深刻。如白峰所言，“本来我个人即喜读杂书，虽无所用，但也渐能明白见微知著，打通诸学科交通之重要，实因社会生活乃一整体，无论思想史还是社会一时风尚，皆有社会生活史的基壤，我们要理解古人的认识和作为，都必须回到当时的生活情境，乃至当时的气候、饮食。”

说起来，白峰自小爱玩斗蟋，《斗蟋小史》之前，2009年，他便与人合作编著《中华蛩家斗蟋精要》，2013年编著《蟋蟀古谱评注》，2015年又出版《解读蟋蟀》。而他的蟋蟀研究，还和王世襄先生有关。白峰与王世襄先生相识于二十年前，王世襄花数年时间纂集《蟋蟀谱集成》，蕤集历代有代表性的蟋蟀古谱十七种。书成，又写《秋虫六忆》以为附录，实则是将蟋蟀这一民俗活动引入到了文化史的视野当中，而此前斗蟋蟀是和“ 玩物丧志” 连在一起的，难入文化殿堂。在《斗蟋小史》一书之“跋”中，白峰写道：“畅安先生所写‘六忆\’，乃是忆捉、忆买、忆养、忆斗、忆器、忆友。斗蟋活动与其他民俗活动不同之处在于，这是唯一能打通社会阶层，从贩夫走卒到王公贵族，成为上下一致的一项爱好，《秋虫六忆》事涉当日人物、习俗、制度，乃至玩家心理，所述极其传神，古今描写秋虫之乐，迨无出其右者，实为妙文。我当日正痴迷蟋蟀，读之大快，言谈中不免忘形，先生不以为忤，谈及当年养狗、斗虫趣事，亦眉飞色舞，灿烂如少年，全然不似八十多岁的老人。也正因如此，蒙先生不弃，允为忘年之交。此后每至北京，总抽空至畅安先生府上拜望、畅谈，先生每至秋时，也必来电话询问今年山东出没出好虫，有没有得到奇异的好蛐蛐。”正是在王世襄先生的嘱托之下，白峰完成了《蟋蟀古谱评注》，直到最近，又出版了这本《斗蟋小史》，“终归是没有辜负这份人生际遇，也算不负王世襄先生之期许，不负柏良先生以及身边诸师友之鞭策，了却了当年心中之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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