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人的春节

本报记者 谢岩/文 冷炳豪 刘成/摄

“一，二，四，四……”十一根梅花桩，从一米二到一米五高不等———上腿，腾跃，飞身上头，稳坐……

“好！好！……”掌声和喝彩声毫不意外地响起，13岁少年张鑫治，这个“狮子头”，只有在坐上“狮子尾”郭书军头上的那刻，才能看到这个陌生的城市里，这些热情的观众。

“四，二，一，落地。”张鑫治几乎察觉不到心里的默念，他甚至想起最初学舞狮时，即便在正式的演出中，他也曾忽然踩空落地。

“那样会怕吗？”

“怕啊！因为桩很高，摔下去很疼！”

“人家过年几千里外都往家赶，可我们这些人，一到过年都往外走！”吴桥艳军杂技团团长郭书军说。来日照的这支队伍，只是他们团40余人大队伍中的一支。在日照东夷小镇的表演队有9人，最大的71岁，最小的6岁。

年三十，他们9人分乘一辆卡车、一辆轿车从河北吴桥开赴山东日照东夷小镇。

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六，杂技演出每天上午两场、下午两场，舞狮、气功、变脸、顶花坛、骑独轮车……9个人的队伍可以搭配表演出数十个节目。

每场演出开始前，舞狮的暖场必不可少———震天响的欢快音乐，奔腾跳跃的火红狮子，可以在短时间内聚集众多观众。

两个狮子分别由团长郭书军、张鑫治和老王父子扮演，最精彩的“狮子踩梅花桩”则由已学了四年杂技的张鑫治和团长郭书军表演。穿着一身花绸衣，戴着小丑帽子的老翟既演小丑玩杂耍，又客串主持人，还要拿着绣球逗引“狮子”。

刚下舞台的老王今年52岁，来自吴桥县铁城镇张松村，12岁开始学杂技。在“杂技之乡”吴桥县，铁城、于里、沟店铺几个乡镇又是杂技人才最密集的乡镇。孩子从小学杂技，在当地非常普遍。

“40年，全国各地都跑遍了，还去日本演出过！在家过年？这40年就没几次！”老王摸摸剃得趣青的光头，笑了。

老王12岁的二儿子王家乐，和爸爸一起舞狮子，已学了两年，“年三十那天来的，妈妈也不在家，去北京唱戏了。”下了台就穿上羽绒服的王家乐，微胖的脸颊冻得发红。

85后顶花坛的演员尹智勇，也已演杂技20年，“20年来，在家过的春节大概有三四个吧，老婆也没在家，腊月二十七就带着两个闺女去张家口演出了，老爸今年71岁了，也去演出了。”

杂技之家出身的尹智勇，14岁考上吴桥杂技学校，“相当于中专？职校？封闭式的学校，学费一季度一交。我们毕业时还包分配，分配到吴桥各个杂技团里。”

如今，科班出身的尹智勇，身边带着一个小“徒弟”。6岁的邢付聪，身高一米左右，穿着青蓝的偏襟小袍，戴一副圆边墨镜，活似电影中的“旋风小和尚”。每场演出，他都会表演晃板，软萌的模样很得观众喜爱。

晚上，尹智勇带着小聪聪睡大床，张鑫治则睡一张单人床。早上五点半，他们准时起床，张鑫治每早必做三组俯卧撑、三组抱头起，每组100个，另外，还要倒立一小时。尹智勇负责督促和监督，小聪聪则做与晃板相关的平衡练习。

“在家不演出的时候，每天都要训练，早上5点半起，练到7点半，上午9点半到11点半，下午2点半到6点半，晚上7点半到9点半，有时也到10点半。有演出，每天早上也是5点半练功，有时晚上可以不练。”台下的张鑫治，只穿一身单衣，用一根四指宽左右的黑色布腰带紧紧扎着腰，扎好还觉不紧，解开再重新扎。

“扎起来，人会比较有劲！”这个一直酷酷不笑的男孩，终于露齿，有些腼腆地笑了。

“平时住在一个两层宿舍楼里，每天都练功，团里管吃住，家穷的话，就不用交钱。要是演出，一天给300块钱，团长直接交给爸妈。我爸妈在德州打包工，过年没回来，可能过完年能回来吧。”提到父母，张鑫治的语调有些低，他已经一年没见父母了。

“每个月父母会给我100块钱左右的零花钱，买点零食。”这个13岁的男孩身高一米五左右，身材精瘦，对年集的热闹丝毫不感兴趣。演出一结束，他就和团员们一起，收拾道具放到旁边的屋子里。最后演魔术的孙延明老爷子要拎着装道具的皮箱走，张鑫治一把抢过来，一手扛着布包，一手拎着箱子，快步走了。

“我们演出都在热闹地儿，孩子也早看惯，不新鲜了。”71岁的孙延明，是团里最大的演员，与吴桥县相邻的东光县人，“吴桥周边一带的人其实都演杂技。”

“我演杂技，纯是因为早年家里穷，没饭吃，有个弟弟还送了人。”一身黑色唐装的孙延明领我们走人少的巷子，来到他们在东夷小镇的住处。

14岁跟着本村的杂技老师学艺，家里每年就割两把韭菜、拿几个西葫芦给老师，就算学费了。张延明年轻时飞人、顶坛、叠跳等样样都演过。“‘文革’前在各个公社演，也算公分，‘文革’后就不让演了。有能人自己用萝卜刻个章，做个介绍信，我也跟着去‘散跑’着演出。”71岁的老人进了房间，脱鞋上床，两脚很自然地深盘上去，一看就有多年杂技功底。

“那时候演出，团员都要算分的，我正当年，演难度大的，一般都能拿到十分。一场演出一共挣四五十元，我就能分10元！那会儿当老师一个月才29元工资，我一个月能挣到300元！”喝口水，继续拉呱，“可是不敢往家寄啊，寄钱回去，家里人得到公社盖章才能取，那会大家都没有钱，谁敢说自己有钱？就想个法子，往家寄衣服，把钱缝到衣服里寄回去！”

“‘文革’时军队让我们去演，正耍着飞刀，有学生上台指着问：‘你在伟大领袖的照片前拿着凶器，是想干嘛？’”“在‘黑团’里‘散跑’，也有风险，萝卜章子一被识破，我们都得进收容所，在那干几天活，等人凑得差不多，就给我们打上车票送回老家了。”

萝卜章子、缝到衣服里的钱……半个世纪前，杂技人走江湖的酸甜苦辣，如今听来，好像匪夷所思的传奇故事。

“最好的时候是改革开放之后。你有本事，就有杂技团来请你，吴桥可是出了好多能人。现在呢，只要你有绝活，哪个团也争着请你，可是不少挣钱！”

“两个儿子都不学杂技了，都开大车。这活太苦了，搁过去，练不好就得挨打！现在，（练不好）不打了，有专门的学校，一年练不好，再练一年呗！但你要想有真功夫，还是得吃苦！”

隔壁的张鑫治早回到房间，一头扎进电视上的恐怖片世界，小聪聪也凑过去看。窗外，只隔几米的热闹与喧嚷，好像只是他们休息时毫不相干的背景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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