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的怀念

□鞠艳华

1937年,母亲出生在河北省黄骅县杨庄一户普通人家。家中妇女老幼靠雇佣长工种着几亩薄田勉强度日。

童年留给母亲最深的记忆是一次次匆匆忙忙的逃离,庄稼地里,山里,一住就是几天,饥饿、劳累,更多的是恐惧。我曾问母亲:“你不怕吗?那么小,不怕鬼子,不怕死?”母亲说:“害怕,但习惯了,一次又一次,就不怕了。”

母亲家一门忠烈。她的父亲和大伯都是抗日早期的革命者,分别以读书和经商为掩护。1943年3月,任鲁边区二专区秘书主任的外祖父(母亲的父亲)杨洪恩率专区干部到平禹一带检查工作,与扫荡的日军遭遇,突击中被捕。日军把他们押到辛集(今属山东临邑县),摆上铡刀,牵来狼狗,问谁是共产党员,谁是八路军干部。杨洪恩说:“这里只有我是共产党干部,别人都是老百姓。”日军官指挥打手狠狠抽打他,又唤狼狗扑上去撕咬。杨洪恩拒绝供认一次,日军就毒打他一阵,狼狗就撕咬一阵,很快遍体鳞伤,血肉模糊,直到狼狗扒出他的心肝,壮烈牺牲。时年28岁。那年母亲年仅4岁,外祖父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

外祖父牺牲前后,母亲的大伯杨洪周在新海县救国会的领导下,以开杂货铺为掩护成立了我党地下联络站并任站长,为国共两党合作开展抗日工作。1942年秋,他奉命前去韩村(今黄骅县城)奔走为八路军募集枪支、筹款,途经八里庄时,被汉奸秘密逮捕,英勇不屈,惨遭活埋。

失去父亲的阴影一直强烈地印在母亲心底。据她说,小时候走在村子里,只要看见人家的父亲领着孩子走在路上,她掉头就走,努力回避着没有父爱的缺憾。

杨庄的家成了日寇重点打击的目标,在多次扫荡抓人未果后,日寇放火把房子一烧而光。年幼的母亲随着外祖母投奔天津亲戚家,靠微薄的抚恤金艰难度日。外祖母终生未再嫁,一人含辛茹苦抚养母亲成人。上世纪五十年代,母亲考取了天津医科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军医。

母亲其实是我婆婆,多年的真情相待让我们情同母女,我不喜吃肉,十几年来家中包饺子母亲总是单独给我包一份素的；我的生日,母亲总是第一个想着,坐月子期间母亲没让我洗一块尿布……

天有不测风云,2013年12月,我的爱人——母亲挚爱的小儿子突发疾病,不幸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我和母亲抱头痛哭,母亲在医院几度昏倒……在那段噩梦般的日子里,我们娘俩相互鼓励,相互安慰,一起度过了无数个以泪洗面的不眠之夜。来自方方面面朋友们的关心和陪伴,让我们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可母亲的身体从此每况愈下,经常自言自语地念叨:这是我小儿子买的,那是我小儿子买的,到处是他的影子,怎么能忘了啊!我们把有关我爱人的所有东西都藏了起来。藏得了物品,却藏不了悲伤,半年后母亲一病不起。她弥留之际,我强忍悲伤,看着戴着呼吸机已不能说话的母亲,久一些,再久一些。母亲看着我,不能言语,但眼神发亮,有笑意,有不舍。一生经历磨难无数的母亲,最终没有挺过痛失爱子的打击,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好在在母亲离世前,家人几经周折,在德州临邑辛集找到了当年外祖父牺牲的地方,当地政府已修缮了墓地立了碑,并将外祖母的骨灰送回天津黄骅杨庄与外祖父合葬,近几年外祖父的墓碑立在了黄骅市革命烈士纪念馆,了了母亲的心愿。

作为烈士的后代,母亲一生坚强隐忍,历经磨难,从来没有向命运低过头,可最终没有从失去儿子的痛苦中走出来,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的遗憾!母亲走后,我时常这样想,对于母亲来说,活着是痛苦的,与儿子团聚是幸福的。因为,经常在梦里,我梦见母亲,像生前那样,穿着小碎花衬衣,笔挺的裤子,慈祥的面容,幸福地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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