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魂之舟来自战国的巴蜀记忆

展厅里的战国船棺。本报记者刘倩摄

船棺起吊。

随葬品出土。

战国“十方王”印（印面）。

现场清理。

后人绘制的古蜀先民耕作、渔猎的场景。资料图片

三星堆虎形金箔饰（左）与什邡船棺墓群出土的青铜矛上的虎形纹（右）对比。

听说过土葬、水葬甚至奇特的悬棺葬，但你是否听说过船棺葬？

走进什邡市博物馆，大大小小49具船棺，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古工作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刨”出来的。两千多年时光流转，这些深埋在泥土里的楠木船棺、青铜器和陶器，以及刻在上面的“巴蜀图语”，就像历史的碎片，填补了一个地区的记忆，无声地述说着先辈的故事……

33年前

施工现场挖出船棺

时间回到33年前的1988年8月，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什邡中心大街施工现场尘土飞扬，轰隆隆的搅拌机声音响彻城市上空，突然，一个工人大喊“挖到棺材了”。那时候，工地挖到棺材并不稀奇，“但随着挖掘的进行，一件、两件、三件，越来越多的青铜兵器露了出来，戈矛剑钺都有，现场横躺着一具像船一样的棺木。难道是船棺？”

时任什邡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的李江立即上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选派经验丰富的张才俊老师担任什邡战国船棺墓葬的发掘领队。如今担任什邡市博物馆馆长的杨剑，当时还是个20出头的小伙子。“刚到文管所工作时，只有4个人，李江所长对我说，年轻人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多学东西多做事。那时候为了不让文物遭到破坏，她经常晚上睡不着觉，坚持巡查，克服了很多困难。”

杨剑一来，就跟着张才俊下工地，辨土色、分地层、绘图、照相、拓片，每天都很累，但很充实。“很幸运，一来就有这么好的机会。张老师一直干到1994年，直到退休。”

面积上百万平方米

是全国最大的船棺墓葬群

张才俊退休后，继任者是雷雨，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的副站长，当时正忙着发掘三星堆遗址，成天在广汉和什邡两头跑。自嘲是被“赶鸭子上架”的杨剑经常“客串”现场指挥，当时他根本没想到，脚下这片土地的发掘周期竟会如此漫长。

“从1988年到2000年，前前后后进行了12年，探明的墓地分布面积约100万平方米。”经过23次艰辛的抢救性发掘，至2002年底，在什邡方亭镇和元石镇共发现墓葬103座（其中空墓5座），出土精美文物1000余件。经过专家考证，什邡战国秦汉墓地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分布范围最广、时代跨度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地方特色最浓厚的船棺葬群之一。

考古资料显示，船棺是古代墓葬形式之一，因以独木舟形的棺木为葬具而得名。船棺广泛分布在斯堪的纳维亚、波利尼西亚以及中国、泰国等地，论发现规模而言，以中国为最，中国以四川为最。而在当时，又以什邡为最。

船棺中发现“十方王”印

在什邡市博物馆的陈列品中，被称作“十方王”的铜印章特别引人关注。该印章是巴蜀地区最早的有地名文字的珍贵文物，推测战国时期什邡的名称或为“十方”（或汸），这可能是“什邡”最早的写法。

“1993年春节前，大家都在忙着准备年货，我们的义务巡查员杨大爷来报告说，县丝绸厂工地也发现了船棺。那天很冷，下着雪，我们的手都冻得僵硬，只能用铁撬、竹片一块一块地在土里翻撬着。”杨剑回忆说，现场陆续发掘出多件小饰物，有旗形饰、瓶饰、双鱼饰、猪形饰、料珠、印章等等。“我的手指碰到一个黑糊糊的硬东西，感觉是铜器，于是小心翼翼地拿竹签掏土，把四周的泥土刨掉，然后发现一个四四方方的印章，而且有铭文。”后来，经考古权威李学勤先生推测，上面的铭文应为“十方王”（1997年为《什邡馆藏文物集粹》一书作序中提及），这枚铜印从此名声远扬。

无独有偶，在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也出土了一匹铭文砖，上有清晰可辨的铭文“十方作”三个字，它和“十方王”印章相互印证，为历史上关于什邡地名由来的传说画上了句号，进一步证实了“十方”是最早的地名。

船棺是怎么搬动的？

至今是个谜

站在博物馆的展厅里，由一整段楠木制成的船棺漆黑厚重，虽然在两千多年的岁月里有所侵蚀，但整体仍然十分完整，长达8.2米、宽1.2米。棺身低平、中空，形如船舱，一头凿出弧度，恰如船头。工作人员介绍说，船尾有一些随葬器物，有陶器、也有不少青铜器，形制优美、花纹绚丽，古蜀文明的丰富多彩可见一斑。

“很感慨古人的智慧。这么大的东西，当时是怎么搬动的？”杨剑说，当时发掘完毕后，起运船棺成了最大的难题，既不能损坏棺木，又要把这个庞然大物从两米多深的坑里吊上来。“好不容易吊上来了，运回文管所的路上又压坏了两座路桥，短短1公里的路程，走了两个多小时。到了文管所，吊车进不去棚架，我们20多个人用木棒、绳索又推又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船棺运到棚里。”

很多年以后，“穿越剧”盛行，杨剑说自己其实早就有类似的想法了。“没有现代化的吊车、卡车，没有便捷的水泥道路和吊运绳索，你说，当年的先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载魂之舟”的葬俗是怎么来的？

类似的疑问还有很多。比如，以船为棺的葬俗究竟从何而来？地处川西坝子的古什邡人，棺木为什么要做成船的形状？

据史料记载，数千年前，巴蜀之地域河流纵横、水网密布，便于泛舟行船。蜀人祖先由西北南下，定居于岷江和雅砻江流域，后又进入地势低洼、沼泽密布的成都平原。由于舟楫是巴蜀先民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工具，以舟楫为葬具，其意似在“以船为家”和“以水为家”；或谓系巴族先民藉舟而生的习性所致，意在“借舟回归”；或谓与蜀人沿水送魂的观念有关，乃视船棺为载魂升天之具，藉以返归故里“汶山天彭门”与祖先灵魂团聚……“不言而喻，深挚的故土情怀、浓厚的崇祖观和灵魂观，构成了这一葬俗的重要文化内核之一。”杨剑说。

近年来，成都平原先后发现多处战国时期的船棺墓。比如2000年，成都市商业街发现了被认为极可能是蜀王家族墓地的大型战国船棺、独木棺墓葬，还有蒲江战国土坑墓遗址、青白江双元村遗址等等，数量之多、分布之广，令人惊叹。

考古人员总结发现，船棺是战国时期古蜀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最重要、最流行的葬具，也是蜀地最普遍的葬俗之一。由此，在什邡发现如此大面积的船棺墓群，也就不足为奇了。

“巴蜀图语”与三星堆文化的沿袭关系

如今存放在什邡市博物馆内的除了船棺，同时还有出土的大量器物。特别是青铜器，大多铸有或刻画着奇异的图形符号，与同期的中原纹饰不同，也与汉文字迥异。考古专家把这些纹饰与三星堆的器物纹饰比较后发现，二者竟非常相似。

“什邡城关出土青铜兵器，比如一件矛上的虎形纹，就与三星堆的虎形金箔饰十分相似；一件战国铜矛上的纹饰，和三星堆玉璋上的云雷纹如出一辙。那么，什邡城关墓地是否是三星堆文化的延续？什邡与广汉相距不远，城关墓地与三星堆之间会不会有某种联系？”

苦心研究多年，杨剑发现，这些“巴蜀图语”纹饰与三星堆出土器物有着直接的联系。比如，纹饰中的兽面具纹、眼形器纹、六角形器纹、单椎髻人头像纹、鸟纹、戈纹、璋纹、虎纹等，都与三星堆出土器物相似。还有一些则类似三星堆出土器物上的纹饰，比如在晚期巴蜀文化图形符号中，有一些基本的装饰性纹饰，比如铸于铜矛骹部的云雷纹，以及图形符号组合中的波曲纹、漩涡纹、虎头纹、太阳芒纹等，都与三星堆相近，有明显的沿袭关系。

见证巴蜀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

2006年，《中国文物报》抽选全国知名专家学者评审与读者投票联合评选，在173种文博考古图书中，《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入围“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被评为年度全国最佳考古发掘报告。

其实，历史早有定论。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是四川省战国至秦汉时期的重大考古发现，它集中展示了战国早期至西汉中晚期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和发展序列，为研究巴蜀文化、船棺葬制及什邡地方史提供了许多新的材料。

然而，配合什邡古蜀探源的一些蛛丝马迹，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的发掘，其价值还远不止于此。杨剑告诉记者，什邡战国秦汉墓地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战国秦汉时期古蜀地在各方面的发展状况和文化面貌，被认为是四川地区先秦时代的断代标志。

“经过秦汉时期的巨大影响，最终，巴蜀文化与汉文化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这样的背景下，蜀人的风俗也与时俱变，“载魂”的船形棺木，也逐渐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

本报记者刘倩徐兴铧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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