錞于之音 声震如雷

成都环钮小錞于崔兵 制图

成都虎钮錞于

2009年的一天，什邡师古镇红豆村的农民正在修建一处农舍。突然，在挖开的地下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残损器物和一些碎片，村民把它取了出来，在场的人也不认识这个东西。消息传到了什邡博物馆，博物馆工作人员立即赶到红豆村。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将这个器物和残片收回。后来，经过长达数月的修复，一件通体泛着古朴绿锈的战国虎钮錞于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这件虎钮錞于呈圆筒形，椭圆盘口，肩部突出。通高85厘米，肩径44厘米，盘径41厘米，底径28厘米；虎钮长32厘米，宽8厘米。錞于最上端的虎钮造型极具动感，昂首张口，倨牙翘尾，作蓄势欲扑状。盘首铸有2个战国时期特有的巴蜀图语，器身刻卷云纹、饕餮纹等纹饰。该錞于体型巨大，比1989年万县出土、重庆三峡博物馆收藏的“錞于王”以及四川大学博物馆收藏的另一件72厘米高的虎钮錞于，高出10余厘米之多，是名副其实的“錞于之王”。

除了什邡出土的这件虎钮錞于外，四川地区还先后出土和发现了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成都虎钮錞于、四川博物院收藏的成都虎钮錞于以及成都博物馆收藏的环钮小錞于，这几件錞于的所属时代均为战国时期。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成都虎钮錞于，为著名学者、考古学家卫聚贤20世纪40年代收购于成都，1951年捐赠给国家，后来又拨交给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该錞于为青铜质，肩部残缺，通高60.0厘米、盘面径29.0×32.0厘米、肩径31.5×37.5厘米、虎钮高11.8厘米、长21.0厘米。椭圆筒形，体形高大。盘面中央立一虎钮，张口露牙，蓄势欲扑，虎尾卷曲至盘沿，虎颈部套有一圈环。虎身饰云雷纹。盘面刻有人首纹、双虎纹等。

四川博物院收藏的成都虎钮錞于系吴佩鸾先生捐赠。青铜质，通体呈墨黑色，通高41.8厘米、盘径18.2×19.8厘米、口径13.0×15.0厘米、肩径20.8×23.0厘米、钮高5.4厘米。錞身整体为圆筒形，于口平直，阔肩，錞体较为狭长。上部盘面外侈（向外面斜），中央立一虎钮。虎钮方头方口，虎腹微收，虎尾卷曲至盘沿。盘面饰有十字纹、船形纹、鱼纹等纹饰。

成都博物馆收藏的环钮小錞于，1986年成都市无线电机械厂建筑工地出土，系陪葬专用的明器。青铜质，体积较小。于口残缺，通高7.0厘米、口径32×53厘米。形制为圆筒形，于口平直，阔肩收腹，呈上宽下窄状，盘面上铸有一桥形环钮。

錞于大约出现于春秋时期，盛行于战国和汉代，与铙、编钟、铜铃、钲、铎一样，也是我国古代常见的打击乐器。造型上，錞于普遍为椭圆筒形，肩阔身小。顶部钮多为虎形、马形、龙形、凤形，其中以虎形钮最为多见，也有少数无钮或无纹饰的环形钮、桥形钮。虎钮錞于主要发现于有崇虎习俗的古代巴蜀和湖北地区。因此，过去也有人将虎钮錞于称之为“巴蜀虎钮錞于”。

春秋战国时期，錞于主要用于号令军队，即所谓“乐和军旅”，如《国语·吴语》中说：“鼓丁宁、錞于、振铎。”据史籍记载，錞于常与鼓配合使用。如《周礼·地官·鼓人》：“以金錞和鼓。”《淮南子·兵略训》上也说：“两军相当，鼓錞相望。”在冷兵器时代，錞于与鼓配合使用，能发出“声震如雷”“清响良久”的音响效果，可以传递十分清晰的信号，是号令军队的重要工具。除此之外，錞于还用于鼓舞士气。如《国语·吴语》中就记录了春秋晚期黄池盟会前，吴王亲自敲击鸣钟鼓激励将士，很好地起到了振奋军心的作用。

此外，在祭祀、节庆、宴享以及娱乐时和乐使用。《周礼·正义》中就有“金錞于亦以和乐”的记载，在云南晋宁石寨山西汉墓出土的一件铜贮贝器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滇人祭祀时使用錞于的场面：两人肩扛一木，錞于竖悬于木下，演奏者正以木槌敲击錞于的肩部。

四川是錞于的主要发现地区之一，早在南北朝时期就见诸文献记载，如《南史·齐始兴王鉴传》中就有什邡人段祖，献马钮錞于与齐始兴王萧鉴的文字记录。又据《周书·斛斯征传》中记载：“又乐有錞于者，近代绝无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识。征见之曰：‘此錞于也。’众弗之信。征遂依干宝《周礼注》以芒筒捋之，其声极振，众乃叹服。”《周书》中的这件“自蜀得之”“皆莫之识”后来终于被斛斯征认出是“其声极振，众乃叹服”的錞于，应该是古籍记载中我国最早“以文物的身份出现”的錞于了。继《南史·齐始兴王鉴传》中说段祖所献的马钮錞于之后，时隔1000多年，成都、什邡再次出现和出土錞于，更充分反映了四川古代音乐文化的深厚传统。

（卢升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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