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蜜蜂寻找蜜源

记 忆

汪曾祺先生在《随遇而安》书中写道，“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被迫迁往云南，组成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的学生，像蜜蜂寻找蜜源一样，不远千里从四面八方奔到昆明读书。”

文章里的学生们，有的从家乡骑着毛驴，有的从家乡一步一步挑着行李，有的搭轮船，坐火车，再步行，衣衫褴褛，辗转数千里到昆明求学。他们心怀一个信念，希望读书救国。

书就像暗夜里的一扇窗，里面点着灯。上世纪70年代，我家住在西部偏远的小场镇边，物质贫乏，乡邻们大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几乎没有文化生活。书和粮食副食一样，是家家户户最为稀缺的资源。

因为喜欢读书，我也像蜜蜂寻找蜜源一样，到处找书看。我的母亲是民办教师，连她都没有多的书读。更多时候，我和小伙伴们打完猪草，无所事事，只有在田野里游荡，消磨无聊漫长的时光。

让这一切改变的是我七八岁时，我家隔壁搬来一户新邻居，他们是重庆人，下放到我们村里，靠出租连环画为生，每天到不同的乡场赶集。

那天，邻居正式搬家，一筐一筐的小人书从我眼前挑过。花花绿绿的小人书搅得我夜不能寐，仿佛书里的人儿一个个跳出来，和我亲切交流对话。

邻居家的生意不太好，一本书一分钱，大抵和一个鸡蛋的价值相等，身边的大人们吝啬钱，他们说读这些书无用。

女主人周妈妈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我们两家是共墙的邻居，我看书不要钱，可以通过劳动换取。两位母亲很快形成共识，我要给他们家从水井里打水，煮饭拉风箱，扫地，见啥做啥。

才认识的周妈妈成为我心目中除了母亲之外，形象高大美丽的人。尽管她个子矮小，背也很驼，一看就是操劳过度。她的右眼是瞎的，安了假眼。

打我认识周妈妈，就没见她闲过，缝缝补补，洗洗刷刷，切切煮煮，几乎没有走出过这个院子，是我见过的最劳苦的人。周叔叔则是早出晚归，挑着书，赶一个又一个场。他俩和我的父母一样，活在放不下的责任里。

我最喜欢下雨天了。周叔叔无法出门，于是上千本用一条条麻线挂起来的小人书，一串串，一排排，牵在堂屋里，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给我眨着眼睛。草草完成周妈妈分配给我的杂活，我就可以挑选自己喜爱的小人书了，在那个没电视没零食，没玩具没游戏机，看一场电影要等上个把月，还要跑十里八里的年代，这么多书，让我万般喜悦！小人书，带我进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让我的生活变得如万花筒般五彩斑斓！

依稀还有一些印象，看小人书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插图实在太精彩了——孙悟空被妖精吃进了肚里；被唐僧念紧箍咒捂着耳朵；和一群小猴子在花果山摘桃子……

后来，我无法控制地把这本书偷偷带回了家。再后来，带到学校里，传来传去，全班同学排队轮流看了多遍，很多精彩的页码被人偷偷撕掉了，书一下子薄了很多，故事情节也中断了。

母亲痛打了我一顿，按书的定价准备了一把零钱，领着垂头丧气的我，等着周妈妈劈头盖脸地骂我。周妈妈手中忙着活，并没有责怪我，也没有收我家的钱，和颜悦色地叮嘱我今后要爱惜书。

那几年，前前后后，我不知道白看了周妈妈家多少本小人书，算下来起码也有几百个鸡蛋吧。我的同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我的作文写得很好，超出他们一大截，我想这里边有小人书的功劳。我有限的口才也得过些许表扬，应该也是给小伙伴绘声绘色转述小人书里的故事练出来的吧。我的少年时代，因邻居家的小人书而与众不同。

当我初中快毕业时，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周妈妈全家搬到了德阳，彻底改了行。那时，各类私人书摊报刊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大街小巷，各种应接不暇的读物在夜市地摊上供人自由挑选，经历了文化荒漠时代后的人们对阅读的期待喷薄而出。我在学校读报栏天天浏览到天擦黑，在课堂里偷看金庸武侠小说、琼瑶小说。书籍真正是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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