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缉凶者”：他们让新冠病毒无可遁逃

走出实验室的王秀一脸疲惫，为防止压伤，面颊上贴满了敷贴。

操作人员检查防护装备，准备进入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缉凶”。

操作人员在实验室“缉凶”。

实验中用到的PCR反应8联管，以及内径比头发丝还细、容量仅为10微升的枪头（红圈标识）。

他们从未见过患者，却比医生还先知道每个人的病情；他们从未穿过警服，却每天都在搜寻、缉捕在人体内作祟、祸害的病毒……他们就是德阳新冠肺炎治疗定点医院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王秀、何绍平、谈艳芳、文强、肖华亮和姜亚运，他们也被同事们称为“缉凶六人组”。

谁带有新冠病毒他们最早发现

与充满消毒水味道和忙碌的隔离病区相比，分子生物学实验室要明亮、安静许多。然而，这里却是抗击新冠肺炎战“疫”的一道最前沿的阵地，每一个疑似病例体内是否带有新冠病毒、每一个确诊患者体内的新冠病毒是否转阴……都是在这里被“六人组”追捕显形后确定的。

王秀是“六人组”中的大姐，刚走出实验室的她一脸疲惫，为减低护目镜、面屏等防护装备的压伤，她面颊上贴满了大大小小的敷贴。从拿到样本开始，到最终找出新冠病毒，他们需要身着全套防护装备，在密不透风的负压实验室里连续操作五六个小时。

“这个过程中我们只能待在实验室的狭小空间里。”王秀说，他们三个人一组，两个人在实验室污染区进行操作，一个人在半污染区负责样本接收、试剂配制等工作，相互间不能随意走动，更别说喝水吃东西上厕所了。

“穿戴上防护设备后本来就感觉很憋气，再加上实验室里是负压，动作稍微大一点就会感到呼吸困难。”王秀说，每一次完成工作走出实验室，都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过程很凶险：精细到“微”量级的操作

送到实验室的痰或者大便等样本都是粘稠状，而且带着各种各样的细菌和病毒，王秀和同事们首先要做的，便是在摄氏五十六度的温度下，对样本进行45分钟的灭活操作。接下来，灭活后的粘稠状样本被加入相应的试剂，经操作人员循环反复地摇晃、混匀，最终成为流淌的液态。

除了给人体感官造成的不适感，每一个样本都来自不确定的个人，每一个样本中都带有大量未知的细菌、病毒。何绍平说，对实验室里的操作人员来说，这是最危险的一个环节。

液态化的标本被置入PCR反应8联管中，操作人员利用一支内径比头发丝还细、容量仅为10微升的枪头，在短时间内通过手工操作，为一批96个样本分别各加进5微升的试剂。

“这个步骤非常关键，试剂添加的量是否准确、添加的时间是否在规定范围内，都会对实验结果产生质的影响。”何绍平说，即使在平常状态下这种操作都是很“考手艺”的，何况是在穿着防护服后行动、视线都受限的情况下。

策略有讲究：把“羊”养肥了再“宰”

加入试剂后的样本随即被放进设备中进行“培养”处理，谈艳芳和同事们把这个过程形象地称为“把羊养肥了再宰”。

“单个病毒都是微量级的，即使在高倍显微镜下都很难被发现，更别说对它进行甄别了。”谈艳芳介绍说，因此他们会给样本“营造”一个适宜“繁衍”的液态环境和温度环境，让“得意洋洋”的病毒以倍增的方式快速“繁衍”，“从单个到多个，最后形成一个‘团队’，‘队伍’一旦‘大’了，也就藏不住了”。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扩增，被养肥了的“羊”摆在操作人员面前。“经过扩增的样本里有没有新冠病毒呢？操作人员在样本中加入仅针对新冠病毒有用的着色试剂，样本中的新冠病毒立即便显露“身形”，狡猾的“顽凶”最终彻底暴露在“缉凶者”眼前。

目前，这个“缉凶六人组”不仅承担着医院确诊患者的治疗效果追踪，还承担着医院疑似病例、发热病例和住院患者的筛查，以及针对社会特殊群体、岗位人员的筛查。这种筛查工作是没有任何时间规律和作息安排的，不管是吃饭时间还是半夜三更，只要样本送到马上就得进行。

“最初一段时间，样本中发现的新冠病毒越多我们越高兴，这意味着祸害、作祟的‘凶手’悉数‘落网’。”自实验室正式运行以来，“缉凶六人组”每天都要处理上百人的各种核酸样本，“现在每一个样本核酸转阴的结论都让我们振奋，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向战‘疫’的最终胜利又迈进了一步”。

文/图本报记者张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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