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平
高建平,祖籍山西临县,1957年2月生。19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著有小说集《最后的使命》,散文集《一抔风土》。
这是德阳老城人的盛大节日。还是下午,人们就纷纷提着小凳、捡来砖石瓦块涌向厂区的放映点占据位置。郊外的农民,也穿上过节的衣服,带着煮熟的红苕,备着走夜路的马灯徒步十几里路赶来观看。电影放映中,往往到了精彩处就突然中断了,不明就里的当地人就叫骂道:龟儿咋个的喃?东北人瘪起嘴说:小样的,得瑟啥呢。上海人就制止道:侬弗(不)要杠(讲)话呐,拇搭粗(摩托车)来呐!因为只有一个电影拷贝,摩托车就奔驰在三大厂的露天放映点转运输送拷贝。虽然如此,来自东北和大上海一流电影院的影片,总会第一时间在这里上映,《列宁在十月》《地道战》《打击侵略者》《宁死不屈》,还有《佐罗》。电影散场,人们高声学着列宁的演讲或者哼着“鬼子进村”的音乐,却留下满地的砖石瓦块和烂纸,只有让厂里自己去收拾了。厂里却也毫无怨言,周末照放不误。
共同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首先填平了外来与本土文化的差异、冲突的沟沟壑壑!
但是,作为三线建设大工厂的第一代内迁职工,他们普遍都怀有一种故乡情结,因而无论在生产和生活体系上,难免不形成一种“厂族意识”。比如在招工安置上,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本厂子弟;在选拔、任用干部上,也首先考虑内迁职工。在婚姻方面,他们严格要求自己的下一代首先在内迁职工子女中物色对象,来自同一城市同一街区的最好。其次,再考虑厂际之间,因为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基本相当。而当时的德阳老城,家家还在烧柴草,但厂里人已经在烧炭了;当老城使用蜂窝煤时,厂里人已经用上了天然气;此外,当然还要顾及到当地人在家乡有一大堆盘根错节的亲戚老表!
然而,爱情连国界都可以不分,又岂是文化差异和“厂族意识”能阻隔的?
我很欣赏“厂里人”和“当地人”结成的爱情对子。虽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他们相距两、三个身子在老城里走动,前面的总会以挠挠头的方式,向后面的一位回眸一笑。但等入夜,料想他们定会出现在“南京路”上。
贯穿德阳老城南北郊外的那条碎石铺就的川陕公路,被人们冠名为“南京路”。一则因为灯光稀疏、环境背静,恋人们敢于挽着手、靠得很近地走动。这样的情景,与电影中大上海南京路上的若干镜头极其相似。一则因为住房拥挤,“南京路”就成为了爱情大道。恋人们喜欢在此“压马路”,任由掌满鞋钉的皮鞋得得地敲击夜空。男的就要给女的讲一个笑话了:昨天从厂里下了班,看见你二爸在河里捞了螃蟹卖。我问多少钱一斤?你二爸认不得我,就说一元一斤。我说给你五元吧。你二爸就翻起白眼看着我说不卖!我就问,你这螃蟹可以分开卖吗?你二爸说可以,螃蟹身子卖六角,爪爪卖四角。我就全买了,螃蟹是吃爪啊,我占了大便宜!女的就一指头点在男的的额头,说:你比人都精灵!笑够了又挽起手走,即便无话,同样受活,听得到路旁的绵远河在无声地流淌,看得见岸边一人多高的芭茅丛在晚风中轻漾。
从爱情到婚姻,就是一种资源整合。两个不同成长背景、不同血缘关系的人组建成一个长期合作的关系,它必然将两人背后的人际关系也交织、整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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