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跋集》题记

□ 张辅国

当我完成《函海》序跋的辑录初稿时，距我收到《函海》影印本已经半年多了。这时一个问题突然冒了出来：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去做一件吃力未必讨好的事呢？于是便有了一些不得不说的话。

我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罗江中学教书，那时的罗江不过是德阳县下属的一个小镇，尽管她曾经有着漫长而悠远的过去，但也因为她的古老而显得破旧萧条。不过这对我个人而言，却并无多少影响。出于对文史方面的偏好，反倒因为她遥远的过去而引起我对她的历史和人文古迹产生了浓烈的兴趣。由此我知道了这里在一百多年前曾经出现过一位颇有影响的文人李调元。但那时对他的了解大多停留在民间传说上。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李调元是一位学识渊博，机智幽默，谐谑善对，充满智慧的侠义文人。后来才知道这和历史上真实的李调元其实相去甚远。在那以后我便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寻觅着他的著述和事迹、轶闻。遗憾的是二十多年过去，直到我离开罗江，关于李调元的一切，我能收获的还是那么少而又少。给我留下的便是那了犹未了，难以割舍的关于李调元的情怀。而对李调元的事迹、著作及与其相关的研究成果的关注和搜罗却从未放弃。2012年我得知人民出版社将影印出版《函海》的信息，便下决心要购买一部。这年十一月，我终如愿以尝。当这部十六开精装十册，厚达近八千页的煌煌巨制摆在眼前时，又不免有点望其兴叹了。以我的年龄什么时候能将它读上一遍呢？平时我购书、读书都有一个习惯：一书在手必先看其目录，再读序跋(前言、后记)。因为任何一本书的序跋都将涉及其意旨、体例、作者及相关评论、影响等。因而阅读序跋是了解一本书最省力、省时的捷径。正是这点经验解了我的困惑。当我读了《函海》中的部分序跋后，便觉得还不如将其全部辑录出来，岂不可以省去今后的许多查阅时间？这就是我辑录《函海》序跋的初衷。

还是回到李调元和他的《函海》上来吧。

李调元(1734一1802)，字雨村，又字羹堂，号童山、蠢翁。清四川绵州(今德阳市罗江县)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乾隆四十一年(1776)提督广东学政，任满后擢直隶通永道。乾隆四十七年(1782)因押运《四库全书》事，与下属永平知府对揭，罢官入狱，问发伊犁。后以母老，捐银二万两，赎归林下。

李调元生于雍正，卒于嘉庆。在他六十九年的生命中，完整地经历了乾隆六十年的盛世。这是中国二千年封建王朝中前所未有的一个盛世。在乾隆时期，文治武功都已超越前代。那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空前强盛，人才辈出的时代。正是在这样的大历史中，产生了李调元和他的《函海》。李调元罢官归隐，可以说是乾隆失去了一个能吏，而造就了一代学人！

《函海》一书，倾注了李调元半生心血，他以一已之力搜求、整理、校勘、梓行这样一部大型丛书。该书以收录两晋至明清之蜀人著作为特色，是一部彰显蜀人学术的私刻丛书。该书一面世，即产生极大影响而名播海内，当时之著名学者袁枚、赵翼、姚鼐等均对其有极高赞誉。

清代之学盛，而渊薮在江浙。李调元二十岁前后曾随其父游学浙江，师从钱陈群、沈虹舟、俞醉六、查梧岡等，诸人皆浙东之著名诗人、学者。在李调元交谊甚笃的友人中，如程晋芳、赵翼、王文治、姚鼐、邵晋涵、祝德麟等亦皆江南人氏，亦是当时之顶级文人和学者。故在李调元的诗文创作和学术思想中都有着江浙文化，尤其是浙东学派深深的影响。但李调元又始终不忘自已是一个“蜀人”，他对蜀文化的钟爱和奉献伴其终身。自宋苏轼开宗立派创立“蜀学”，至清末民初以刘鉴泉、廖季平等人为代表的新蜀学的兴起，其间八、九百年，能传其薪火，承前启后者，明有杨升庵，清则非李调元莫属！可以说有清一代能把蜀学与浙东学派融合一体者，李调元当为第一人。

康乾之世文字之狱大兴，但它又催生了学术史上另一学派的诞生，这就是乾嘉之世的考据之学。与李调元同时的考据学派大师，如戴震、章学诚、王念孙、段玉裁等皆出自江浙。在蜀中能在乾嘉学派中占一席之地者，则非李调元难有第二人。《函海》中所收之著作，大都涉经、史、诸子及古音韵、古文字之作。李调元在这些著作的序跋中，无处不见他考证、校勘、训诂之功，称其为乾嘉学派在蜀中的代表人物应是当之无愧的。

有明代杨慎(升庵)在学术方面的贡献，足以雄踞儒林。其著述之丰，流布之广，声势无人能敌。他在学术上，特别在治学方法上所主张的明音义、通句法、重校勘、存佚学等，成为清代学者，特别是乾嘉学派所遵循的准则。据说杨慎著述多达四百馀种，可惜大多散佚不存。李调元经过多方搜寻，在《函海》中共收入四十二种，占丛书总目的四分之一。他说：“余蜀人也，故各书中于锦里诸耆旧著作，尤刻意搜罗，梓行者居其大半。而新都升庵博学鸿文，为古来著书最富第一人。现行世者。”

除《文集》、《诗集》及《丹铅总录》而外，皆散轶不传，故就所见已刻未刻者，但睹足本靡不收入(《函海》总序)又说：“(升庵)先生雄才博雅，为明一代之冠”(《升庵经说》序)足见李调元对杨慎著述之用心和推崇。

《函海》中还收有李调元自己著作近四十种。这包括了他自己一生中的主要编著和学术著作。李调元性情刚直，这使他在文学活动中和学术上保持了独立的人格。他从不做那种人云亦云的跟风者或墙头草。比如他在编辑《蜀雅》时就敢于把吕大器、吕潜父子的作品收入。虽然他们父子在明是高官、士子，且积极投入抗清斗争，明亡之后则持节守义，做了前朝遗民。但李调元并不以此为讳，甚至还在小传中赞扬吕大器之诗“忠孝之诚溢于言表”，声言选吕潜之诗是为了“不没其善”。他所坚持的是“句不贾奇，浑润为上”的编选原则。而并未考虑可能招至的文祸。在学术思想上亦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比如把词作为“诗之馀”的观念，几乎是伴随词的兴起而出现。但李调元却大胆地提出“词非诗之馀，乃诗之源”(《雨村词话》序)的完全相反的主张。这种颠覆前人的立论，从他的论述来看亦绝非哗众取宠。更重要的是他把词这一重要的文学类别，从诗的附庸地位中独立了出来，从而为独立的词学树起大旗，为独立的词学发展鸣锣开道。由此我们应该知道，李调元将自己的著作编入《函海》，绝非有近水楼台之私，而确有其深刻的学术意旨。

《函海》在清代先有调元生前的乾隆本(计三种)，后有李鼎元重校之嘉庆本，李朝夔补刊之道光本，光绪乐道斋之仿万卷楼本。但这些版本，即使在许多大图书馆也难觅踪迹。，就更不用说民间了。这恐怕也是人民出版社要影印出版的原因吧。此次人民出版社影印本，是以广汉乐道斋本为底本，其印数版权页上未有，但由于其价格不菲，想来也不会多。

由于《函海》的版次不同，各本所收之著作亦各有差，卷帙亦有不同。今按影印本逐一统计，乐道斋本计收著作为一百五十八种，七百九十一卷。此次辑录以李调元之序跋为主，兼及他人。故凡李调元之序跋文一律收录，其他人者则只收与该书内容关联较大者。调元《函海》序跋，无疑是他著述之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研究李调元的重要资料。这些短小精悍、见解独到的文论，大都未入其文集。单独辑出，无疑也是对《童山文集》的重要补充。

人民出版社影印本，前面有一篇《<函海>及其刻主李调元》的编者前言，其末有这样一段介绍“李调元，字雨村，四川绵竹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与修《四库全书》，得以观内府藏书之副本，每得善本就雇人钞录，收得不少从汉代到明代罕见之珍籍。”这里有两点需要澄清：一，李调元不是绵竹人，他经常自署“绵州”人(今德阳市罗江县。按:乾隆三十四年因绵州州治移驻罗江，罗江县裁撤。嘉庆七年州治移回旧地，即今绵阳市，罗江复设县治。其间共33年)，故“绵竹”显系绵州之误。二，关于李调元“与修《四库全书》”，何谓“与修”？如果理解为“参与修纂”则与事实不符，因为李调元并未参与《四库全书》的修纂。但他又确实说过“得借观天府藏书之副本，每得善本辄雇胥录之”这样的话，但那是因为“监司畿辅(按:指其在直隶通永道任)，去京咫尺”，有机会“向翰林院同馆诸公”“获鳞素相通”(以上引文均见《函海总序》)之便利，而非“与修”之故也。当时和他“鳞素相通”，既是翰林院同馆，又是四库馆馆员的，便有他的堂弟李鼎元，好友邵晋涵、程晋芳、姚鼐、祝德麟等。李调元能从他们那里得不少信息和帮助则是不言而喻的。

《四库全书》的修纂自有其不朽之功，也有其难辞之过。乾隆以修书为务，而行其毁书之恶。当全国各地奉命将历代书籍源源不断送到北京时，乾隆便命英廉(时任四库馆总裁)专主查书之事，并成立了一个十三人组成的审查班子，将到京的书籍逐一详加磨勘，重点是明以后的，分别签注，由英廉和总纂官复核，再呈乾隆定夺。凡有抵触清廷谬于是非之书，一律禁绝销毁。仅此一类被绝毁之书即达二千余种。其审查之苛严为前代所未见。由此亦可想见李调元欲从四库馆得到遗弃之善本又何其难哉。这从《函海》的一些序跋中也可找到蛛丝蚂迹。许多书都是他从朋友处见到后借来抄录的，足见其用心之良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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