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镜头下的老广汉

□萧易

1941年夏天,受戴季陶先生委托,梁思成应邀到广汉参与重修县志,承担了拍摄、测绘古建筑的任务,留下了广汉县(今四川省广汉市)的全套影像资料。这些珍贵的照片一度不知所踪,直到最近《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一书出版,才首次较完整公开了这批古建筑照片。

◥1941年的广汉街景

1939年11月18日下午2点,两位头戴礼帽、身着西服的中年男子从西城门走进民国二十广汉县(今四川省广汉市),他们是营造学社成员、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与刘敦桢。此次广汉之行,是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考察的一站,他们的走访与调查,将尘封的中国古建筑重新纳入国人视野。

在丽芳旅馆下榻后,梁思成即去县政府拜访县长孙完先。县政府地处雒城中心,民国元年(1912年),宣统皇帝退位,各地衙门纷纷改旗易帜。广汉县政府昔日也是州衙,衙门内曾有一座木质牌坊,檐下字牌刻着十六字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是宋太宗训诫官吏的话语,梁思成来时,戒石铭已换成“天下为公”四个大字了。孙县长派遣王俊之做向导,陪同梁思成一行考察了文庙、开元寺、张氏庭园。傍晚6点,广汉上空响起警报声,一小时后才解除。第二天上午,梁思成匆匆离开广汉,他或许不会想到,自己日后还将再次来到这座城市。

1940年秋,日本侵占法属印度支那北部,昆明也不安全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决定内迁四川李庄,一向依赖史语所图书资料的营造学社不得不随之南迁。在颠沛流离的抗战岁月里,生活尚且不易,营造学社再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古建筑调查。内忧外患之际,广汉县抛来了橄榄枝。

广汉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先生的故乡。1941年春夏之交,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倡议以新式体例重修县志,遂延请国立编译馆郑鹤声、康清先生来县,成立修志调查委员会,并找到营造学社,请他们拍摄一套完整的建筑影像资料。1992年出版的《广汉县志》对此事有详尽记载:(1941年)夏,戴季陶托国立编译馆编修《广汉县志》,先编写《广汉县调查报告》,组成5人调查团到县。7月,县府邀集各界91人,成立调查委员会,配合收集资料。林徽因肺病加剧,无法再陪同梁思成到野外考察。梁思成带着助理刘致平,6月下旬抵达广汉。

那时候的广汉县,是成都平原典型的小城市,西南边高山矗立,东部低矮的丘陵连绵,中部则是大片肥沃的平原,清白江、鸭子河、石亭江自西北流入,带来了充沛的水源,也孕育了文明。营造学社拍下了金轮场、新丰场的照片,金轮场中心是一条凹凸不平的青石板路,两边古色古香的古建筑鳞次栉比,檐廊宽阔,百姓赶场就在檐廊下进行,客栈、茶馆、酒楼、油房、药铺、铁匠铺一家连着一家,偶尔有飞檐翼角伸出檐廊,那定是某个会馆、某处寺院的山门。

县治设在城守镇,镇中有座古城唤作雒城。看过《三国演义》的读者或许对雒城不无印象,六十二回“取涪关杨高授首攻雒城黄魏争功”,刘备得了涪水关,与军师庞统兵分两路剑指雒城,立功心切的庞统死于乱箭之下,一代凤雏英年早逝,不知令多少三国迷唏嘘感慨。

在漫长的朝代更迭中,雒城几经废立,梁思成眼前的雒城,修建于清乾隆年间。蜿蜒的护城河,围起一座四方形的城池,周长5000米的城墙有垛口3271个,设有东门朝阳、南门薰风、西门迎爽、北门承恩四道城门,东、南、西、北四条正街是古城主要通道,街上牌坊林立,商铺鳞次栉比,文庙、城隍庙是城市的中心建筑,开元寺、牛王庙、药王庙、文昌宫沿着城墙分布,而湖广会馆、四川会馆、广东会馆、溪南祠、透龙祠、黄氏祠等则隐藏在大街小巷中。

城里的公共建筑大多是清朝遗留下来的,县政府、卫生院、邮政局、警察局虽有洋气的名字,却也借用古建筑:县政府是清代衙署所在地,卫生院占据了某个不知名的祠堂,警察局则借用了亚圣祠；城外的乡镇中,还散落着数不胜数的寺院、宗祠、会馆、民居。梁思成、刘致平沉迷于龙居寺壁画的飘逸古朴,感慨城隍庙的沧桑变化,流连文庙棂星门的繁复细腻,体会葫芦茶社的五味杂陈,留下了一整套建筑物的照片,并进行详细测绘,这也是营造学社停留时间最长、拍摄建筑最多的县城。

这些珍贵的照片一度不知所终。几年前,央视编导胡劲草拍摄《梁思成林徽因》纪录片时,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查阅资料,偶然发现一个包裹,里面放着500多张黑白照片——这正是当年营造学社在广汉拍摄的全套照片。

营造学社成立第二年,梁思成出任法式部主任,从那时起,他的命运便与中国古建筑紧密相连。1932—1937年间,梁思成、林徽因走过蓟县、正定、宝坻、应县、大同、太原等地,完成了对137个县市、1823处古建筑的调查。在五台山,他们发现了唐代古刹佛光寺,回击了日本学者提出的中国已无宋代之前建筑的论断；南迁昆明后,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川康古建筑考察,足迹走过云南、四川的44个县市。

如果说梁思成匆匆走过170多个县市,完成了对古建筑的初步调查,勾勒出中国建筑史轮廓的话,在广汉短暂的宁静时光,则让他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一座城市的选址、布局,考察其历史、风俗,并探讨城市规划与建筑的关系,让古老的建筑得以融入日新月异的城市中。

民国时期的中国正遭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城市面目全非,梁思成曾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中痛惜地写道:“主要城市今日已拆毁逾半,芜杂可哂,充满非艺术之建筑。纯中国式之秀美或壮伟的旧市容,或破坏无遗,或仅余大略,市民毫不觉可惜。”那时的古建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亡,小城广汉或许已是为数不多的标本了。

广汉一隅,又何尝不是中国的缩影?百年之前,城墙、衙门、文庙、关岳庙、城隍庙、牌坊、奎星阁,曾是每座城市的标准配置:恢宏的城墙环绕城池,蜿蜒的护城河保护城里的百姓；钟鼓楼晨钟暮鼓准时响起,见证岁月流逝；高大的牌坊上写满故事,是庄严的地理坐标,也是精神的华表；文庙祭祀孔子,奎星阁供奉魁星,古老的城市这才流淌着源远流长的文脉；城隍庙俨然阴间的衙门,年迈的奶奶常常绘声绘色地讲起城隍爷拿人的故事,忠奸善恶在人们的敬畏中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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