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我从重工业部调到清华大学建筑系工作,在中国建筑史编纂小组任绘图员。编纂小组的主任是梁思成先生,其他有刘致平、莫宗江等建筑学家及一些年轻人。但是没多久,建筑部成立建筑科学研究院,把编纂小组的大部分成员调到研究院去了,只有莫宗江跟我留在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建筑系也在调整机构,我被调入系资料室负责资料收集、整理工作。
刚成立的资料室一无所有,但它却接收了营造学社抗战以前的全部成果,其中有上千本原始测绘稿,数百张绘制完成的古建筑图稿,数万张照片与底片。我对这个资料室和这个工作真是太喜爱了,整天埋头在整理和熟悉这些资料上。
当然,刚开始我的注意力多停留在北平、正定、应县、蓟县、易县、太原等地的古建筑上。一天,在整理营造学社旧物时,我偶然发现一只落满灰尘的蓝布包裹,打开一看,里面放着560张照片、底片,它们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四川广汉。
1941年夏天,受戴季陶委托,梁思成与刘致平一起,应邀到广汉参与重修县志,承担了拍摄、测绘古建筑的任务,几乎留下了全套影像资料。这个西南小城地处成都以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那肃穆的文庙、高耸的奎星阁、华丽的会馆、热闹的祠庙、清净的寺院,以及数不胜数的宗祠与民居,给梁思成、刘致平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这是营造学社第二次来到广汉。他们首次到广汉,是1939年的川康古建筑调查。8月27日,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一行从昆明出发,梁思成因左足中指擦破,感染炎症,9月9日才乘飞机到重庆与他们汇合。11月16日,梁思成一行沿川陕公路北上,调查了广汉、德阳、绵阳、梓潼、剑阁、昭化、广元,再顺嘉陵江而下到阆中、南部、蓬安、渠县、南充、蓬溪、遂宁、大足,由重庆回到昆明龙头村。川康古建筑调查行期近半年,他们往返于岷江、嘉陵江沿岸,川陕公路沿线,跑了大半个四川。在兵荒马乱的时代,考察的艰辛程度可想而知。
过去的人们对川康古建筑调查知之甚少,但这次困难重重的考察,却将西南尘封的汉阙、崖墓、摩崖石刻、寺院、祠庙、塔刹重新展现 在国人面前,大大充实了中国建筑史的内容。明年就是川康古建筑调查八十周年了,我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能参与到这项研究中。
在整理广汉的资料时,我发现一个特点,广汉古建筑的宗祠比重极大,有的满条街都是,而且建筑质量极高,外表华丽,内部整洁、严肃。满墙都是祖先留下的祖训,教人怎样做人,怎样处世。可惜1949年以后广汉的宗祠大多被拆除了。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梁先生,梁先生对我的问题也很感兴趣,他想了想,严肃地说:“对!这是广汉的一大特点,说明广汉人民对祖先的尊敬与崇拜,能促进整个宗族的团结。为什么广汉比周围的县都发达、繁荣,原因就在于此。”
后来,我还找到了梁思成先生撰写的广汉古建筑手稿,有《开元寺铁鼎》《龙居寺》《龙兴寺罗汉堂》《金轮寺碑亭》《张氏庭园》《乡间民居》《文庙棂星门》《广东会馆》《石牌坊》诸多篇章。
2017年冬天,作家萧易来拜访我,他花了几年的时间,系统地整理了营造学社在广汉拍摄的560张照片。萧易对照地方志,梳理古建筑的历史、沿革;走访街头巷尾,与老人聊天,复原建筑布局、挖掘记忆。萧易将平面的、零散的照片,组成一座座立体的建筑;又将立体的建筑,组合成一座有血有肉、有人情味的城市。
当年营造学社在中国匆匆走过许多城市,囿于精力、经费,往往拍摄的是当地最精美、最古老的建筑。而在广汉,梁思成、刘致平却几乎拍下了这座城市的所有古建筑,文庙、文昌宫、字库塔、广东会馆、陕西会馆、四川会馆、开元寺、龙居寺、关岳庙、城隍庙、娘娘庙、溪南祠、益兰祠、钟鼓楼、慈恩桥……广汉的古建筑,涵盖 了会馆、宗祠、寺院、民居、桥梁、牌坊诸多类别,它们几乎是中国每座城市的标准配置。几十年前,我们的城市还遍布各式各样的建筑,却在“破四旧”“文革”以及城市建设中接二连三地消失了,今天已很难在一座城市中看到成片的古建筑,感受雕梁画栋、飞檐翘角。
当然,我们了解古建筑,并不是思古怀旧,古建筑其实是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比如文庙,代表着儒家文化与在城市的投影;比如宗祠,见证着一个个家族繁衍生息的历程。不同的建筑,体现了不同的社会功能,对应着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科举、道德、宗族、同乡、信仰,等等。
从这个角度而言,通过广汉,我们能探讨中国城市布局,解读不同类别的建筑在城市中的功能和主次关系,也勾勒出中国人与建筑的关系。就像萧易说的,梁思成、刘致平给我们留下了一座“影子之城”,每个中国人都该到这座神秘的城市中,走走,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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