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王小玲在四川日报年的历史长河里年发表的批评

□本报记者 王小玲

在四川日报60年的历史长河里，1988年发表的《批评报道为什么这样难》系列报道无疑是其中一颗耀眼的明珠。这一持续5个月的专题讨论，产生了极大影响，时任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省委宣传部部长分别为川报撰稿，使之成为四川民主建设过程中的一个篇章。报道不仅获得1988年度全国好新闻特别奖，也开创了党报系统讨论批评报道问题之先河，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时隔20余年，记者对话报道的策划和组织者——著名报人、时任四川日报副总编辑的席文举，还原策划始末，揭秘背后故事。

通讯员工作会上的意外

记者：当时是怎样一个历史背景，新闻界的舆论监督情况如何？席文举：1987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三大，首次将舆论监督写入了大会报告，给新闻界提出了重要使命。那时全国的新闻媒体舆论监督都搞得有声有色，而且层次都比较高。《四川日报》头版每天必有一篇批评报道，其余则版版都有批评。

记者：应该说舆论监督的力度不小，那为何会策划“批评报道为什么这样难”这组报道？

席文举：1988年春天，报社开了一个全省通讯员工作会议，我当时分管舆论监督，在会上着重讲了搞好批评报道的问题。哪知，会后进行分组讨论时，每一个通讯员都大谈批评报道难搞。汶川县通讯员龙跃写了一篇批评倒卖化肥的报道，还吃了名誉权官司并败诉。他们的发言令人意外，也引人深思。如果批评报道采访难、审稿难、打官司难等问题不解决，舆论监督必然会有许多障碍，难以打开局面。我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创造一个使批评报道健康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于是决定策划一场专题讨论，促进社会各界形成广泛共识，从而推动问题的解决。

为批评报道者“保险”

记者：大讨论时间长达5个月，如何能一直保持很高的热度？

席文举：关键是把握节奏。我们在6月下旬发表了关于龙跃事件的调查报告，发起了“批评报道为什么这样难”的讨论，列出了批评报道难在哪里、如何开展批评报道、搞批评报道的艺术等多个讨论主题。随着讨论的进程，伺机而动，不断推出与“龙跃事件”相类似或相反的新闻报道，从正反两个方面刺激读者不断发表意见，让讨论在推进的过程中维持足够的能量。

记者：讨论中推出了一个给批评报道者“保险”的行动，让人印象深刻，怎么会想到这个点子？

席文举：许多批评者的遭遇让我时常在想，应该对批评者做点儿什么，应该保护批评者的积极性和批评者的权益，应该使他们在受到打击报复后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定的补偿。我首先想到了保险公司，但被告知没有这个险种，而且如果申请也不一定能得到审批。于是又从其他途径想办法，想到让企业出钱来为批评者保险。最后广汉市一酒厂决定为《四川日报》批评报道“保险”，我们在报上公布了实施细则，并向龙跃等4位作者首次颁发了风险补偿金。

四川民主建设过程中的篇章

记者：这场讨论当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席文举：这一讨论参与面非常广，当时的省委副书记顾金池和省纪委书记曹庆泽都为本报撰文或写信，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许川更是为这次讨论作了总结，他评价说，这次讨论是四川省民主建设过程中的一个篇章。从效果上看，最直接的效应就是汶川“龙跃事件”重审，法院最终改判。新华社对这次讨论的有关情况，向全国发了通稿，许多写批评报道的作者大受鼓舞。当时一些地方还专门为批评报道设立了 “批评奖”。这些，都为舆论监督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应该说达到了我们开展讨论的目的。但我觉得全国其他地方的读者都没有读到，发挥的作用还不够，我又对讨论中的100多篇稿件进行归纳和梳理，把新闻批评与心理学研究结合起来，用两年的时间写成了近30万字的 《新闻批评心理学》，向全国公开出版发行。

后来我受命创办 《华西都市报》，于是将这次讨论中总结的理论、经验和方法，运用到都市报的舆论监督报道中。从此，全国都市报的批评报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记者：您如何看待新形势下党报的舆论监督工作？四川日报创刊60周年，您有什么寄语或建议？

席文举：现在，由于新媒体的崛起和广泛应用，社会舆论监督已经同上世纪八十年代不可同日而语。党报的舆论监督有着良好的社会环境，《四川日报》有开展舆论监督的优良传统，祝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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