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忆反“六路围攻”（一）

一九三三年冬，刘湘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动员了几乎全川军阀的力量，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发起了“六路围攻”。我们打刘存厚的战役还没有完全结束，刘湘的进攻就开始了。带着红四军在宣汉的南坝场和川东游击军会师，把廖雨辰的部队打垮后，正乘胜追击，准备出开江、开县，结果遭遇刘湘的主力部队王陵基师。我们部队的宿营地和敌人的宿营地挨着不远，互相都不知道，我派一个通信员送信，结果跑到敌人的营地去了，幸亏敌人没有发觉。我们仓促应战，打了几天几夜，被迫从进攻转入了防御。那个时候，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工作、情报工作做得比较好，能及时掌握敌军的动向。其实，王芳舟（陵基）的部队出动，我们是应当知道的，不知坐镇后方的张国焘为什么没有把情报及时告诉前线。

反刘湘的“六路围攻”，是我们在四川打的时间最长、最艰苦的一个战役。在红四方面军的历史上，也可以说是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战绩最辉煌的一个战役。我们花了整整十个月的时间，先后粉碎敌人的四期进攻，歼敌八万余人。当然，我们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共伤亡两万余人。

我们的战线长，兵力少，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敌强我弱！敌人投入的兵力，先后达一百四十多个团，共二十余万人。我们边打边补充，也不超过六万人。红军的战略指导方针，仍然是“积极防御”。和反“三路围攻”一样，收紧阵地，诱敌深入，利用险要地形、工事节节抗击，先消耗敌人，使敌人疲劳，而后进行总反攻。打田颂尧与打刘湘的规模大小不同，兵力多寡不同，但地形、战法差不了多少。

我们分东西两线，采取这样的办法消耗敌人。我在东线指挥，主要对付刘湘的部队，王树声同志在西线指挥，对付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州、邓锡侯等部队。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中旬到一九三四年六月下旬，在半年多的运动防御中，我们先后抗击了敌人的三期总攻，毙伤敌军三万六千余人。由于我们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方针，拉长了敌人的战线，分散了敌人的兵力，为我们的反攻创造了条件。

反“六路围攻”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万源一带的决战防御。那已是刘湘的第四期总攻，重点是要在东线夺取万源。敌第五路军总指挥王陵基在第一期总攻中因作战失利被撒了职，换上了唐式遵当第五路军的指挥。刘湘还把他的高级顾问、江湖术士、号称“神仙”的刘从云搬出来任前方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他们以八九个旅的兵力进攻大面山、甑子坪、花萼山、孔家山等地，孤注一掷，企图从东、南、西三面形成对万源的围攻，在东线把我们打垮。我们逐次收紧阵地，也到了无可再收的极限。假如万源失守，我军就有被敌压出川北的危险。敌人拼了死命，我们也拼了死命。这是关系川陕革命根据地生死存亡的一次决战，不拼命不行啊！

但是，不论敌人的进攻如何凶猛，我们的部队何等疲劳，我们总是用少量兵力置于一线，凭险抗击和消耗敌人。主力部队则放在二线，准备反攻。那一带的山很高，林又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利于红军坚守。近战是红四方面军的特长之一，防守的部队都是等敌人攻到面前再打、再拼，有时还短促出击一下。我们一个营的兵力守住一个方向，敌军整团整旅地攻来攻去，就是攻不下来。徐深吉同志带着一百二十来人的教导队守在山上，对付敌人一个团，最后只剩下几十个人，可敌人还是攻不动。部队真顽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粮食少，吃饭很困难，有时连山芋蛋也吃不上，稀饭也喝不上，靠野菜充饥。天气又热，蚊虫又多，医药又缺，弹药又少。我们靠什么和敌人熬呀，就是靠党的领导、靠士气、靠勇敢、靠智慧、靠上下一心、靠平素养成的过硬战斗作风。打起仗来，部队没有股硬劲、狠劲，是不行的。那时敌人在我们的前沿阵地上死的是一堆一堆的，连尸首都来不及拖走。

陈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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