踩踩缝缝,很安心
11月12日上午,深蓝色的天空洁净得没有一丝杂质,淡淡的颜色一直延伸,蔓延了整个天空,天下着毛毛细雨,空气十分清新。记者初见诸官堂,是在通川区体育路上一家饭店门口的台阶上。他的工作台大约1平方米左右,左边挂着一根线,线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拉链,有深蓝色、白色、黑色……他脚边的一个框子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色彩斑斓的细线。正中间是一台上海牌缝纫机。诸师傅留着浅浅的圆寸,一根根银丝在黑发中清晰可见,带着陈旧的老花镜,耳朵上罩着一双黑色的布耳罩,微微下陷的眼窝里,一双饱经风霜的眼眸,悄悄诉说着岁月的流逝,手指十分灵巧地穿针引线。
今年68岁的诸师傅,18岁就开始学裁缝,到现在已经整整50年。50年之间,他从未离开过缝纫机。不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是文革后百废待兴的艰苦岁月,只要在家里踏踏实实的踩几脚、剪几刀、缝几针,诸师傅心里也就安稳踏实了。
“现在日子好过了,不靠缝缝补补来补贴家用,就是在家里闲着没事干。儿子女儿都长大了,孙子都十几岁了,不需要人带。正好有这个手艺,就带着老伴出来摆摊了。”诸师傅带着腼腆的笑,指了指站着一旁的老伴。老伴儿李正香比诸师傅小两岁,有人来拿衣服的时候,她就帮忙装一下衣服。记者跟诸师傅说话时,李正香总是无声的笑着,很少插话。她的一只手搭在诸师傅工作的椅子上,侧身站在他背后,默默注视着诸师傅,眼里全是慈祥安稳。
“诸师傅,给我扎一下我孙子的书包,再换个拉链。”说话间,诸师傅迎来了一位常客。客人就住在金兰路上的牡丹苑,自从搬到这里来,都是在诸师傅这里修点小东西,卷裤边、换拉链、收腰……只要是家里需要裁剪的都一股脑儿拿了过来。“我们这一条街上的街坊都相信他的手艺,而且诸师傅收费也非常便宜,经济实惠嘛。”客人笑着说。
诸师傅的工作台虽小,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对客人来说很方便。缝纫机的前方摆了一张木头板凳,既方便顾客等待,还可以供街坊歇歇脚。
千金难买缝纫机
“18岁的时候,家里太穷了,于是我到宣汉县天生镇一家裁缝店学手艺。那时我就立志要学好这门手艺,当一个靠自己双手吃饭的人。”回忆起往事,诸师傅显得很开心,
“在裁缝店,要学习打版、画图纸、练习踩缝纫机走线、手工缝纽扣眼儿、摸布料,熟悉各种辅料等等,能见到一块布变为衣服,对于学习制衣技术非常有帮助。一针一线,师傅都很严格,怕学不好的徒弟出去砸了师傅多年苦心经营的‘招牌’。技术不好的裁缝不多,很多人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都是老裁缝。最大的问题是打版技术不过关,就跟现在的服装工厂里只懂画平面纸样而不懂打版原理的蹩脚打版师一样,只会照着描纸样,实际上根本不懂打版。这样描出来的裁剪图问题多多,衣服穿上有毛病也不知道如何修正,学了这种打版,永远都无法打出好版。”诸师傅一脸认真地说。
据诸师傅介绍,他19岁的时候学成了裁缝手艺,在师傅的店里独立缝制成衣。刚开始做的最多的是中山服,很时髦,大家都爱穿。
“当时要是彩礼里有一台缝纫机,结婚都是很有面子的一件事情,结婚照都要把缝纫机照进去。”在供销社兴起的年代,买东西需要用券,而诸师傅最想要的就是一台缝纫机。
“那个时候想买一台缝纫机比登天还难。我几次跑到供销社去,都说没货。多方询问,我才知道紧俏商品不在供销社摆放,都从‘后门’走了。当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都算是紧俏商品,要凭票购买,就算有票也不一定能买到。1969年的秋天,我终于买到了一台‘蝴蝶’牌缝纫机,从此我们家大人小孩所穿的衣服和家里的缝缝补补的活计都靠这台缝纫机了。熨烫衣服都是用烧炭的铁熨斗。熨斗上面是一个木制手柄,上盖和底托都是铁制的,相连接的地方呈锯齿状,靠一个铁销子固定住,里面可以放烧红的炭。这种熨斗本身自重很大,所以熨烫的时候不需要额外施加压力,这样熨出来的衣物最为平整。技术不好的半吊子师傅一般都不敢用,怕被烫伤。”
一尺兰竹用了五十年
“这一尺兰竹,从我18岁开始学艺就一直陪着我了,整整50年,颜色已经开始有点发光了。”他深情的看着跟了自己大半辈子的老伙伴喃喃自语,“裁缝的手艺带给我太多记忆,因为它,我不用干繁重的体力活,还把一双儿女拉扯大。我的儿子女儿都会用缝纫机,能把几个孩子送出‘农门’,全靠这一脚一脚的踩,一刀一刀的剪,一针一针的缝。”
还是因为它,诸师傅有了寄托,生活充实,身体健康,心情舒畅,精神爽朗。诸师傅告诉记者,他靠做些针线活一个月能收入1000块左右,虽然不靠这点钱过活,但这门手艺不能丢。
□本报记者 田乙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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