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江解放初期的扫盲班

解放初期，文盲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0％，农村高达80％以上。这些文盲几乎目不识丁，他们不仅不能看通俗书报、记普通账目、写简单的便条与信件，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认、不会写。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52年，全国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1953年11月24日，政务院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发出了《关于扫盲标准、扫盲毕业考试等暂行办法的通知》。

开江迅速行动起来，以中小学校为扫盲阵地，办起了午课班、夜课班，结合时事政治及中心工作，开展以识字为主的教育活动。据县志载，1952年，全县办有1225个午课班，前来识字的学员23468人；办有114个夜课班，前来识字的学员2468人。

所谓午课班，就是每天中午，等学校孩子放学回家了，学员们集中在教室里，上两个小时的识字课；夜课班，则是利用吃了晚饭的空闲，到学校进行识字教学。由于那时条件艰苦，交通不便，缺乏照明，所以上午课班的学员明显多于上夜课班的学员。

如此众多的学员，需要大量的师资。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当年9月，全县3个区举办了基干教员培训班，培训了包括中小学教师、妇联干部和群众教师1160人。不仅如此，当时还大力倡导“以民教民，能者为师”“教师条件很平常，识字就能教文盲”；倡导“十字先生”“百字先生”，倡导“亲教亲，邻教邻，夫妻识字，爱人教爱人，儿子教父亲”等做法。而最具特色的莫过于让群众教师参与培训。

所谓群众教师，就是那些在旧时代读过书、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笔者的祖父，就曾担任过扫盲班教师。

据父亲讲，祖父解放前初中毕业于宣汉县南坝“私立金英中学”，即现在的南坝中学。当初，曾祖念及只有一个儿子，初中毕业后，不让他外出闯荡，将他留在身边开药铺。开江解放后，祖父依旧待在老家开药铺。扫盲运动一来，尽管他成分不好(地主成分)，但偌大一个村子，实在找不出几个识字的人，村上遂将他送到县城，进行短期培训后，回老家担任扫盲班教师。常常上午十一点半一过，祖父便丢下药铺的事，行色匆匆地往村里的新龙庙小学赶。他刚赶到，学校的放学钟声便响了。随着孩子们走出教室，祖父与孩子们的家长，便陆续走进教室。

上午课班的学员，以妇女居多，她们忙了屋外忙屋里，上课来迟到的，不在少数，祖父都一律笑脸相迎。每堂课开始时，祖父都先组织学员们，教唱他在培训班上学会的在全国广泛传唱的《夫妻识字》歌：“黑格隆冬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什么字，放光明？学习，学习二字我认得清。”学员们歌一唱，一个个便抖擞起精神，听课也专心了。

山里人思想保守。特别是一些封建思想严重的老太太，不让自己的姑娘、儿媳上扫盲班，尤其是夜课班。说什么男男女女黑夜上扫盲班，搅和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干柴见了烈火，哪有不燃的？让人听了哭笑不得。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村妇女主任开始想办法。

据父亲听祖父讲，那天，村妇女主任得知村上几个不识字的女人，要到乡上赶集。她便早早约了她们到自己家，说是请吃早饭，然后陪她们一起去。那天的早饭是面条，只是味道有些咸。几个人吃完早饭，便兴匆匆地往乡集市走，一路上少不得找水喝。到了集市上，几个人有些憋不住，要妇女主任带她们上茅厕。妇女主任往集市旁边的茅棚一指，茅棚上明明写着斗大的“男厕”几个字，但她们不认识，便钻了过去。带头的刚钻进去，就见一个男人蹲在那儿，跟着吼叫起来，“你们没见外面写着男厕所吗？”吓得几个女人扭头就跑。

此事传回村里，大伙都笑她们，羞得她们都抬不起头。她们明白，这都是不识字带来的后果。此后，她们都先后走进了识字班。

为了使扫盲最快见到成效，祖父还会同学校老师，编写“识字记工课本”，从学员自己的姓名学起，然后学土地名称，学各种农活、农具和牲畜的名称。由于贴近学员们的日常生产，他们接受起来很快，仅仅几个月，便初步掌握了。

解放初期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让许多不识字的农民，摘掉了文盲帽子。特别是1956年掀起的第二次扫盲高潮，和1958年掀起的第三次扫盲高潮，中国有1亿多人参加了扫盲学习并摘掉了文盲帽子。

仅开江，据县志载，1958年初，经县乡两级验收，农民、市民等扫盲毕业学员达57122人，青壮年非文盲占青壮年总数的87.5%，干部则占98.3%，基本上达到国家要求的无盲县标准，被国务院授予“基本无盲县”奖状。当年8月，被评为扫盲积极分子的长田乡民办教师梁尤俭，还代表开江县出席北京全国第一次扫除文盲先进单位和扫盲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林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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