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乡约罚单”背后的治理课题

新闻事实

8月10日，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南坝镇一村民为自己母亲办寿宴，当天就被举报违规办宴席，随后，这位村民被要求缴纳650元“违规办宴席认识费”。该村民对此有些疑惑：自己只是一个普通村民，办了10多桌宴席，怎么就违规了呢？当地有关部门表示，为了制止当地频繁办酒席的风气，各村此前均出台了村规民约，该村民违反了村规民约。

看过电影《白鹿原》的人，或许对祠堂里诵读“乡约”的场景有印象。乡约，塑造着传统社会的生活规制，是村民自愿制定、共同遵守、自发执行的规约，一旦违背就要有所惩戒，以示约束力。如今，传统形式的乡约不在，各地制定的村规民约发挥着相应作用。

“乡约罚单”事情其实简单，就是一位村民为其母亲办寿宴，被举报违反村规民约，处以现金罚款并写下检讨。事件也有些复杂，一方面该村规民约没有成文规定和处罚方式；另一方面村规民约作为村民的行为契约，能否罚款、是否具备罚款资格，存在争议。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厘清村规民约和法律之间的关系。村规民约是基层社会治理中对法律的一种有效补充，而且是基于法律的补充。换言之，村规民约要依托法律、依照法律，而不能超越法律。这么看，650元的处罚，不免因村规民约自身的不足而缺少了必要的合理性，更谈不上是否有法律效力了。

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提出了警醒：善意的政策需要扎实、可靠、可信的依据，更离不开法律制度的检验。实际上，不论是一村一地的治理之举，还是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都需要更周全、更科学，否则落实起来难有公信力和权威性。

村规民约中有普通老百姓对乡土意识的坚守，法律规范中有每个人对自身权益的捍卫，它们并行于中国的治理结构中，各自发挥着作用。一场寿宴、一张罚单，折射出的又何尝不是承于传统、面向现代的治理课题，值得再审视。

—— 据《京华时报》 李壹观/文

村规民约不能凌驾于法律和制度之上，也不能凌驾于民心民意之上，最好通过乡民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倡导，而不能简单、武断地实施惩戒。

部分地区大操大办之风十分严重，对于不少家庭来说，“人情大似债”绝不是玩笑。当地想到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来遏制大操大办，似乎是一条正确的思路。但是，村规民约不是万能的，更不能靠不合理的村规民约遏制大操大办。

在费孝通先生的笔下，中国乡村是有秩序存在的。一些自然形成的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乡村治理结构的演变，保证村规民约实施的乡贤的作用有所下降，这是十分让人遗憾的。

现代治理向传统寻找智慧，自然包括重新发现和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由此带来的思考是：什么才是真正的村规民约？村规民约必须反映真实的民意，应更多体现道德引导的作用，而不是刚性实施的制度。

据称，当地在制定村规民约时，参照了当地对党员和干部办酒席的规定。这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规定虽然体现了“良苦用心”，但是否代表了村民的普遍想法？

在传统乡村治理中，村规民约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最好通过乡民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倡导，而不能简单、武断地实施惩戒。

—— 据《中国青年报》 毛建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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