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苏正斌,是万源市花楼乡三堡溪村教学点的一名普通教师。因在山村工作16年,做了点我该做的事,就受到社会及领导的关注。在感激的同时,我不胜惶恐。回想16年来的村小教学生涯,饱含辛酸却又满怀欣慰,含辛茹苦却也幸福快乐。
2002年7月,我从大竹师范毕业,被分配到花楼乡三堡溪村教学点。这是花楼乡最边远、条件最差的一个教学点,步行到场镇至少要4个小时,不通公路、水电、电话。学校既没有围墙,也没有操场,唯有的几间木质结构的教室也破破烂烂,活动场所就一块很小的黄泥巴空地。那时,总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因为陪伴我的只有昏暗的煤油灯,漆黑的树林,令人犯怵的狗叫声!孤单、清冷包围着我,说真的,我懵了,心志开始动摇,离开这里的欲望越来越强。那时唯一释放心理压力和缓解情绪的办法就是不断给父亲写信。但是,父亲每次回信都差不多一个意思:“你是农民娃,胆子放大些,不要怕,啥子都别想,好好教书,别给我丢脸。”“娃,不能放弃哈,如果都不到农村教书,哪农村娃儿咋办?”为了消磨夜晚,我时常拿出父亲的信反复读,遥想父亲的身影,体味父亲的话意,再联想这孤寂的大山、这山里无助的学娃,真的走了,孩子们咋办,我是这群孩子最大的希望啊!从那时起,一种责任涌上心头,一种爱让我选择坚持。
就这样,我一边从事三个年级的复试教学,一边照顾孩子吃喝拉撒,度过近十年。2010年“7·17”洪灾,山路垮塌,一年级学生魏代浩爷爷奶奶行动不便,我便到他家里接孩子上学。我背孩子,提书包,发现书包很重。打开一看,里面一个大水瓶子,原来是因为学校没有自来水,孩子们都是自己带水喝。提着这沉重的书包,看着孩子们幼小的身躯,心中的酸楚和不安涌上心头。我下定决心解决学生饮水问题。
周末,我带上锄头和镰刀,爬山坡,钻刺笼,上山寻找水源,最终在距学校1.2公里的后窝塘找到一股清泉。这下孩子们吃水有希望了。我当天立马下山跑到中心校找校长,在中心校支持下,我买来了水管、水龙头。第二天就动员学生家长参与。修过滤池、挖水槽、拉水管、接龙头,洁净的山泉三五天就引进了学校,看着汩汩清泉,孩子们高兴得互相喷水,家长们笑得合不拢嘴,我心里说不出的兴奋和自豪。
然而,好景不长,年底,山泉却枯竭了。我不顾身体刚做完手术的疼痛,再次上山挖土、拌水泥重建蓄水池。几天后,一口能蓄10余吨水的蓄水池终于建成,一下把学校和周围村民的用水问题都解决了。
水喝上了,孩子们背包变轻了,但另一个问题又来了,那就是学校操场凹凸不平,偶尔还会有蛇、狗跑进来,给孩子们安全活动带来巨大隐患。于是我又决定硬化操场,修建围墙。
但要硬化操场、修建围墙,资金、材料压力可不比饮水轻。钱从哪里来,材料到哪里找。我为此焦头烂额。功夫不负有心人,大概一个月后,我们三堡溪村迎来一个硬化公路项目。并且承包此项目的经理恰巧是我的老乡。我欣喜过望,立马找到他,他爽口答应送学校8吨水泥。这算是解决了一大难题。可水泥有了,买沙,买砖咋办?我想了想,拿出父母给我买房的两万元钱,开始修建围墙。由于支付修墙工人的工资较低,才干两天工人就撂挑子不干了。我为了赶上工期,一个人在烈日下独自搬运水泥、沙石、砌筑围墙。周围的村民看我是真心在为学校着想,为三堡溪的孩子们着想,他们陆陆续续的自发加入。终于,一条长76米、高2.2米、宽0.24米的围墙最终修好。后来,我又向亲戚朋友借了50000元钱,和学生家长一道把学校操场也硬化了。
不管是引水也好,维修也罢,只有一个目的,让孩子们能够安全、安心学习,因为我深深明白,学习对于这些孩子意味着什么。为了不让孩子们落下功课,我是既当老师,又当父母。这些年来,我教过的孩子,基本上没落下一节课;也没有一位孩子因为家庭条件差而放弃学习。我很欣慰看到孩子们给我画的可爱画像,写下的质朴话语:“苏老师,你辛苦了”“苏老师,我们爱你”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呢,还有什么付出比这更有意义呢?每每想到这儿,心里再也没有了孤独,有的只是责任,有的只是爱。我真的不后悔自己的选择,真心为自己的选择感到骄傲,尤其是十几年来,三堡溪村从我手里走出了200多名学子,走出的大学生就有18名。现在,他们有的进了大公司,有的自己创业,我想,明天的三堡溪将更有希望。
这16年来,三堡溪小学见证了学生的成长,也见证了我的成长。我是个平凡人,只做了一些平凡事,还是那句话,“把工作当做理想,把事业当作生命”,那么你一定是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本报记者 彭凡珊 李泽希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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