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才子马士琦

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严打”是1983年。那年，我在当年徐向前、李先念指挥的四川万源保卫战的大巴山深处，任安康铁路分局万源电务段通信工，马士琦是安康铁路公安分处的人民警察，号称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器。那时，我刚刚怀上文学的春梦，做梦都想和文学结婚。

马士琦也爱好文学，时常在报刊上看到一些文章前边闪耀着“马士琦”三字。我也时常发些文章，自鸣得意，认为全中国的读者都尊敬“杜光辉”。物以类聚，惺惺自古惜惺惺，我打听马士琦，马士琦打听杜光辉，就有了神交。时有从公安分处打来长途电话，电话员对着耳机说：“杜师傅，公安分处的电话！”不用猜就知是马士琦所为。我也时常夜间给马士琦办宿合一的办公室打电话，这时候电话线路不忙，电话员不会催促拆线。我们在电话里漫谝文学，畅谈理想，批判丑恶，臧否人物。那时候我们年轻，富有激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觉得只身可以改变世界，天若有环，能把天拽下来，地若有柄，能把地举起来。

那年头，我们的写作被称为“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泛滥”，“一手拿公家的工资，一手挣稿费，比投机倒把都投机倒把！”马士琦在电话里给我说，他的写作处在半隐蔽状态，不敢明目张胆。我的状况就不太美好，加上我生性刚硬不阿，恃才自傲，见到领导目光里就流出鄙视。那时，我借了一本小仲马的《茶花女》，领导带人检查我的存书，没收。我也不是善茬，领导走到哪我跟到哪，领导回家我跟到他家，他老婆给他盛的饭吃进我的嘴里。惹得领导心烦，不得不把书扔给我，我如饿狗拣骨头样拣起书，摇身一变，汉奸样给领导哈腰，从此跟领导结下梁子。当作家的理想像招展的旗帜，在我的头顶猎猎飘扬，哪顾得上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遇到无聊之事，就赖，不去，领导就派积极分子叫，还不去，领导亲自叫，不得不去，坐在拐角构思小说。

夜间值班，又给马士琦打电话，说我不能这样任人摆布，浪费读书写作的大好时光，必要时公开和他们战斗，争取支配时间的自由。他们给我开工资，我给他们上班干活，凭什么霸占我的业余时间？马士琦提醒我，最近形势紧张，可能要有一次大的治安运动，劝我收敛个性，不要得罪领导，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我和马士琦的第一次谋面，“严打”开始。马士琦作为安康铁路分局“严打”办公室秘书、万源铁路地区“严打”领导小组的成员，小组里还有分局党委办公室的席透。马士琦、席透和我匆匆见了一面，非常含蓄地给我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你都要挺住，这段时间我们不便和你见面。”我从他们说话的口气里感觉，我的情况不太乐观。又反复琢磨，“严打”对象是刑事犯罪，我天天读书写作，和刑事不沾边，能把我咋样？到了第三天，保卫部门的人带着民兵小分队，向我宣布：“杜光辉成名成家的名利思想严重，恃才自傲，目无组织，顶碰领导，蔑视政治学习，散布反动言论，组织决定你进入‘严打\’学习班，强制学习，学习期间停发工资。”我被民兵小分队押送到铁路小学教室，里面住着“严打”后备对象。

深夜，马士琦以“严打”小组成员的身份提审我，趁民兵小分队不注意，塞给我一张纸条：一定放弃对抗，我等正在争取！

连续两天，我都没见到马士琦和席透。

第三天，党委领导和保卫干事亲自跑到铁路小学，把我接回去，向我宣布，解除对我的强制教育，恢复工资待遇。几天后，领导要我参加分局的电话会议，分局党委副书记、“严打”领导小组组长蔡礼丰讲话：我们一些领导干部，自己不读书不学习，没有远大理想，反而将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工人列为“严打”对象。像万源电务段职工杜光辉……

因祸得福，一步登天。两个月后，我被分局树立为读书自学成才积极分子，提干到分局宣传部任文协秘书长，负责全分局的文艺创作。办公地点和马士琦的办公地点一路之隔，交往更密切，每筹办书法美术展出，马士琦必须充任高参，弥补我书法修养的不足。这是后话，不提。

一直到1992年，我离开安康铁路分局到海南闯荡，马士琦才说：当年他和席透连夜赶到分局，向蔡礼丰书记汇报我的情况……

如果不是马士琦、席透，以我的脾性，被枪毙的可能不是没有！

一别25年，没有谋面。写就此文，怀念真诚，怀念友谊，怀念朋友，怀念那些岁月。

凡人记事

□ 杜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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