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城的文庙和书院

戛云亭

凤凰山六相广场

在对待古迹文物方面，渠县贵在保护性的开发。因为是保护性开发，故渠县城乡至今留下了众多有价值的古迹文物，像土溪乡至岩峰乡一段古驿道旁的6座汉阙，分别是国家级或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渠县成了全国现存汉阙最多的县，有“汉阙之乡”的美称。而新近发掘出土的城坝遗址，那随处可见的秦砖汉瓦，那保存完好、至今仍可利用的东汉水井，更令人惊叹。就是渠县城里那座文庙，还可供人参观，亦在保护之列。而在达城，不少古迹却没有守住，像城北凤凰山的千多年的北岩寺，州河对岸翠屏山的著名道观真武宫、城内凤凰头的六相祠都已荡然无存。戛云亭，也曾一度成为住人、炊餐、堆放柴草杂物之所；凤凰山西麓的西圣古寺早就改建成学校；凤凰头东边的文庙，则早已移作他用，原先的一应建筑设施：泮池、石牌坊、万仞宫墙等都一扫而光、不留痕迹了。

现在想来，在达城几处古迹中，我接触最多、最早的是文庙。还是我随父母来达县之后不久，父亲把我送到院棚街尽头、东城墙边的城守镇中心国民学校（后来的“一完小”）读书，从凤凰头往东，过了那时的专署和地方法院不久，就要绕着一堵半月形的高墙，通过一条小巷才到学校；一年之后，我转学到文华街天主堂钟楼一侧的崇德小学，还是要绕过那堵高墙。那时候我真是不理解，为啥要修那么凸出的墙，让我们绕着走。问了父亲才知道，这是文庙，又叫圣庙，是科举时代读书人最崇拜最向往的地方，每到参加科举考试或科考得中的士子，都要到里面参拜，里面供奉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按规矩，圣庙早先是不开正门的，只在宫墙的东西两侧各开一道侧门，侧门边还立着“文武官员在此下马”的下马碑，可见文庙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听父亲这么说，我才注意到那两道侧门和石碑。后来我在东城墙下达高中读了三年书，几乎天天都要过那里，但宫墙正中临街面已开了大门，站在大门边还可看到门内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爬满青藤绿叶的石牌坊，但高墙仍是半月形的，来往的人还是要绕墙而行的。

对于这个颇为神秘的文庙，我总想进去看个究竟。一次，记得那时达县还未解放，父亲带着我们姐弟俩去看文庙。我们从宫墙西端侧门进入，一进门还可看见一个很大的半圆形的石砌的地方，父亲说这里就是原来的泮池，在科举时代，读书人考取了秀才来这里祭孔，须举行绕泮池一周的仪式，当时已经被泥土填平。从这里往前走就是在宫墙正门处看到的那座巨大的石牌坊，石牌坊下有五洞门，据说左右两道门平时可任人通过，而中门只允许有功名的人进出；石牌坊上还有棂星门三个大字，石坊下的五洞门与坊内三条石板路连通；再朝前是大石坝，两侧的厢房为藏书库。整个文庙坐北朝南，而石坝里端即正北方向是文庙的主体建筑——大成殿，殿前阶沿铺有一张雕绘精致的大石板，斜着到下面的石坝，大石板两侧各有一排石梯直到大成殿。我们站在石坝中仰面看那大成殿，重檐黄瓦、巍峨雄丽，殿门上方匾额上“万世师表”四个大字仍然十分醒目。我们在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引导下，登上石梯进到殿里，正殿高大宽敞，里面先前供奉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的木牌位已经撤去，成了某些机关部门办公、接待客人的地方。

听那位老人介绍，达县文庙建成于清康乾之际，后历经战乱灾荒，屡毁屡建。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绥定府知府瑞生，召乡绅仕宦集资重修，花了近一年时间才建成。后来，朝廷废科举，倡新学，文庙在读书人心中的分量大不如前；再后来，先是武昌起义，民国建立，接着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提倡科学民主，在地方有识之士鼓动下，民国6年，也就是1917年，当局决定在这里建起达县第一个图书馆——达县公共图书馆。那时候，图书馆的规模不大，馆长工人总共只有3个人，而他就是其中一个工人。从那时起大概就停止了祭祀孔子的习俗，把藏书房改作书报阅览室，但对这里的格局一时未做多大的改变，购置的图书报刊也不多。这样又过了近20年，到30年代，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实施社会教育的法令，规定在各省、县成立社会教育机构，达县才遵照省政府教育厅的规定，利用这里的地盘，在原有公共图书馆的基地上，建起了民众教育馆，那已是民国24年（1935年）的事了。

这位老人十分健谈，我们从他的摆谈中知道，他从民国6年在文庙设立公共图书馆到民国36年，整整30年在这里工作、生活，见证了文庙的变化。他告诉我们，最先把这前清遗留下来的文庙利用起来的是达县公共图书馆，民国24年又在这里设立民众教育馆，内设图书室，首任馆长是张俊生，又叫张万杰。张先生学识渊博、精明务实，他受命之后即利用文庙原有的房舍，稍加整饬，安排成藏书、阅览、办公、教学、开会以及文娱、体育等场所，对文庙中颇具文物价值的建筑、设施如大成殿、泮池、万仞宫墙等仍加以保留。可惜张先生任馆长只有一年就被调走了，听说是到河对岸南坝任达县乡村简易师范学校的校长。而接任馆长的周伯端先生，大概是留洋归来的新派人物，看不惯文庙里那些旧东西，便不顾那些遗老遗少、秀才举子以及普通百姓的反对，一意孤行，竟将宫墙上那4块镌刻有乾隆爷御笔“万仞宫墙”的龙骨石板撤除，扔进那半月形的泮池,并用土将泮池填平夯实，再在宫墙凸出部分正中开了一道大门，说是方便人们出入。不久抗战爆发，为了全民抗战赶走日本鬼子，好多青年人都上了前线，城里一些部门以抗战需要为名在这里设立了办事处。后来抗战进入紧张时期，为避免日本鬼子飞机狂轰滥炸造成损失，民众教育馆奉命连同馆内藏书转移乡下，那都是民国30年杨奉禄先生任馆长时的事。后来民众教育馆虽然仍搬进城里，却再没有回到文庙，馆址已改设在中山公园了。

我们一面听着老人的介绍，一面随着他的指引，把文庙看了一遍后就告别老人准备离开。在去石牌坊出正门的路上，老人指着一处地方十分感慨地说，那就是从前的泮池。老人以为，填平泮池倒没什么，因为留个水凼凼也不好看，只是不该把那几块宝贵的龙骨石板埋在坑里，那石板上面还有皇帝老儿的题字，十分难得哟。父亲听了也连声说可惜。我们姐弟那时人还小，倒不觉得怎么样。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想来，从文物保护的角度看，那老人说得也有几分道理：几块有乾隆御笔的龙骨石板也可算得是难得一见的历史文物啊！

告别了老人，我们站在宫墙外大门外，回头看了看那巨大的被称作棂星门的石牌坊，在苍翠碧绿的藤蔓覆盖下，似乎已经不如往日威严挺拔，而显得格外青葱幽静，令人赏心悦目。从那以后又过了一年多，新中国成立，人民政府忙着收拾整顿国民党政权留下来的烂摊子，一段时间里，文庙从内到外好像都无大的变化。我到崇德小学读书，还是要绕行那凸出的高墙，高墙里那石牌坊依然郁郁葱葱。改革开放后，城市建设也开始有计划地开展，拆掉了文庙凸出的高墙，拉直了街道，城市面貌为之一新，原来文庙的地盘也划拨给达县地区农业局作办公之用。

达县城的书院，我还是解放后在达初中读书时，听任过我们语文课的张万杰老师告诉的。记得张老师在上完《范进中举》这课之后，给我们讲了不少明清时代有关科举考试的知识，还带我们班的学生去看了看文庙高墙对面的书院和院棚街的考棚，介绍了一些书院的来历和演变。我这才知道我们城里无论小学中学，好多都是从书院演变而来的，就连开办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高等小学堂和鼎鼎有名的过去的省达中、现在的达高中也不例外。张老师说，他就是从省达中的前身绥定联合县立中学（简称联中）毕业的，而联中的前身就是汉章书院，如同城内第一所高等小学堂（后并入设于陈公祠的通济学堂）的前身是西外塔沱上面的龙山书院一样。我们都知道，达城的汉章书院是颇负盛名的，但张老师告诉我们，汉章书院的前身又是创办于乾隆六年（1741年）、地址大概在府署东侧吏目署前，名曰宣汉书院。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时任知州重光认为，书院面临街市不宜学子潜心攻读，故将书院移建于院棚街东文昌宫左侧，改名为通川书院；嘉庆九年（1804年）县令余永宁以门向（朝北、正对圣庙）与体制不合，遂封闭其门改而向南并增建房屋数间；一直到嘉庆十二年（1807年）何应騊任知县时始更名为汉章书院；又过了近一百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才由时任知府牛瑗和绥定府教授廖平在汉章书院基础上试办新式中学，定名为绥定府预备中学堂，这才有了以后的联中、省达中，也就是今天的达高中。张老师还告诉我们，一般书院经费的来源有三个，一是从民间纳粟捐监中提取，一是富绅士民自愿捐赠，一是知府、知县慷慨解囊，以薪俸助学。到新学伊始，才由政府接办。以省达中的前身绥郡中学堂为例，因学生来自绥定府所属达县、宣汉、开江、大竹、渠县、万源、城口七个县，故经费亦由七个县分担。

□李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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