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谈“三国”那些事儿（四）

□罗学闰

前文说到的刘焉，也就是后来的“益州牧”。《三国志·刘焉传》说：刘焉，字君郎，江夏郡竟陵县人（东汉章帝时迁居）。他不仅建议“京官外任州牧”，而且也想“出任交趾牧”，借此“躲避战乱”。还没商定成行，侍中董扶（蜀郡广汉人）悄悄告诉他一个“重要消息”：益州有天子气。古代有相面说，还有望气说。“正中下怀”的刘焉立即请求“改任益州牧”。好事说来就来，恰逢益州刺史郃俭“横征暴敛、民怨沸腾”，朝廷派刘焉出任监军使者，兼任益州牧，还封为阳城侯。董扶也弄到了“蜀郡属国都尉”的“头衔”，“国粮库保管员”（太仓令）巴西人赵韪“因事免职”，于是他们就“结伴西行”。哪知刘焉还在“希望的路上”，益州叛贼马相、赵祗打起黄巾军旗号，攻进益州杀死了刺史郃俭（帮刘焉完成了监军使者的任务）。可能马相也知道“益州有天子气”，居然自称“天子”（抢了刘焉的先机），还有归附者万余人。还好，益州从事贾龙带兵打跑了“张天子”（贾龙后来因举兵反攻刘焉被杀）。刘焉开始做起了“天子梦”（制造皇帝车驾乘具2000余辆），被荆州牧刘表“告了御状”。刘焉的儿子刘范（左中郎将）和刘诞（治书御史）先后被处死。被汉献帝派去对刘焉“诫勉谈话”的儿子刘璋（暗弱无能），却被刘焉“强留益州”。刘焉“皇帝梦难圆”，痛失爱子加上天灾惊吓，终于在兴平元年（194年）因背疽病（古史多载这种病，“背疽”又名“发背”。病名始见于《刘涓子鬼遗方》：凡发背，外皮薄为痈，皮坚为疽）发作，而“一命呼呜”。后来刘备“抢占益州”没有“费多大的力气”，也正是因为“刘璋暗弱”，又因北面有“张鲁威胁”。《刘焉传》有一段话颇“耐人寻味”：张鲁的母亲开始以创立“五斗米道”发迹，又稍有姿色，经常来往于刘焉家中，故此张鲁为督义司马。难道张鲁的“官位”是她母亲用“姿色”换来的吗？不得其详。但可以肯定的是张鲁初期跟刘焉“像一家人”，后来的“张鲁之忧”是因为张鲁已投降曹操。据说，张鲁投降曹操也搞了个“待价而沽”，产生了“神奇效果”：他自己封了“万户侯”（遍查《三国志》，文臣武将没有封万户侯的记载，只有曹植分两次封为万户侯），他的五个儿子都封为列侯。曹操“傻了吗？”非也，汉中对于曹魏“太重要”了。汉中是蜀汉的“北大门”，经此进取益州也可“传檄而定”。刘备御驾亲征“争夺汉中”，也可以让我们看出“汉中的战略意义非同凡响”。益州这地方，是不是也笃信“五斗米道”呢？道教教主（张鲁母亲）经常往来刘焉（益州牧）家中，估计不是“谈情说爱”那样简单。“流民军”首领李特、李雄父子在益州建立“成汉政权”，为啥要任用鹤鸣山道长范长生为“国相”呢，为啥范长生“升天”后，成汉政权要继续用他的儿子（范贤）为“国相”呢？从这些现象反证一下，在三国时期，益州地区的宗教信仰主要为“道教”。渠县博物馆馆长肖仁杰曾告诉我：顺着“道教的发展道路”来研究“賨人文化”或许“会有搞头”，写到这里，我赞同这个说法。刘渠《渠江流域的三个“传说”》（见于《达州晚报》），秉持的也是这个思路。

董卓的“白色恐怖”弄得“天怒人怨”。中平六年（189年）十二月，曹操首先举起“反董大旗”（曹操不收董卓“骁骑校尉”之官，改名换姓逃到陈留县，变卖家财、聚居义兵）。初平元年（190年）二月，关东州郡（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衮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国相鲍信）同时起兵讨伐董卓，公推袁绍为盟主，曹操行“奋武将军”。但是，这些“拥兵自重”的州郡“大佬”们，都明白“出头的椽子先遭难”，谁也不想“先出手”。每日都是“置酒高会”，空喊“反董口号”，各自“岿然不动”。那晓得，“粮食吃完”，同盟就做“鸟兽散”了。董卓却“不闲着”，杀死封弘农王（原汉少帝刘辩），纵兵“烧了洛阳皇宫”，还挟持汉献帝（原陈留王刘协）迁都长安。司徒王允用“美人计”激怒吕布，杀死了他的义父董卓。董卓死了，京城“更不安静”。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又杀了王允，攻打吕布，吕布“打不赢就跑”，逃出武关，朝政由李傕、郭汜轮流把持。他们又明争暗斗，献帝像个物品一样，在他们之间“抛来抢去”。董卓死了，吕布逃了，没有了“共同目标”，就出现“槽内无粮猪拱猪”的现象，各路军阀开始各怀心思，分分合合，相互攻伐。据观察，战乱频频的那几年，三国的“巨头们”都开始走上前台“亮相”，曹操收获满满，孙策已走进江东，刘备好像“墙头草”（东支持西逃跑），好像“还没拿定主意”。

这样过了几年，汉献帝的生活“露出了曙光”。建安元年（196年），太祖（曹操）时任衮州牧，从事毛玠给他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奉天子以令不臣，成就称王称霸的大业。曹操把这个建议拿来“民主讨论”，结果反对的占绝大多数。谋士荀彧说“拥戴天子以赢民心，是大顺；秉持公正无私的私心使用天下豪杰归服，是大略；主持正义以纳英雄，是大德。有了这三大，何愁大业不成呢？”。曹操于是“力排众议”，决定迎接从黄河东归洛阳的汉献帝于许都。这两个谋臣，用了“迎”和“奉”两个词，从后来曹操的实际操作上看，不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而是“挟天子而令诸侯”。“奉”与“挟”，判若云泥，表明的是不同的“政治态度”。所以，在曹操封公称王的时候，毛玠和荀彧都被赐死或杀死。有人说，他们是真正的汉室忠臣（肯定是曹操的政治敌人），他们死于“政治理想”的破灭，也看透了曹操“篡夺汉室”的“政治本色”。

我们前面说的“三国序幕揭幕人”袁绍呢，也有迎封天子（汉献帝）的想法（谋士郭图建议未纳，后又后悔）。就是远在东吴的“孙家”一样有“这个想法”（张昭建议，但无计可施）。刘备那时“自己的稀饭还没有吹冷”，估计也“无心他顾”吧。但是，曹操“看得准，出手快”。袁绍当然“不安逸”。在曹操迎接献帝的路上，曾派兵拦截，企图“硬抢”，但没有成功。尤其是曹操因为迎接天子“得了实惠”（被封为大将军）的时候，袁绍心中更是“冒酸水”。他建议曹操把献帝由洛阳迁到邺县（方便大家朝拜），被曹操“断然拒绝”后，他立即给曹操写了一封信，言辞傲慢，也许“出言不逊”（曹操见信脸变色心不乐）。曹操也没办法，因为袁绍已经兼并黄河以北各郡县，天下人都畏惧他的强大。于是，曹操“只好打让手”（把大将军职务让给袁绍），但袁绍觉得大将军是曹操“让的”，也没多大的荣耀可言，没有给曹操“打收条”。

曹操十分惧怕袁绍，但又十分想“弄袁绍的狗肉”。此时，还是那个荀彧站了出来，“十胜之议”，让曹操茅塞顿开、信心倍增（简直说到他心坎上去了）。所以，曹操与袁绍的“官渡之战”，取得完胜的“最佳战绩”（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荀彧的确有“不朽之功”。这说明“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要战胜强大的敌人，首先必须自己有个“强大的内心”。只可惜那个跟袁绍献上“万全之策”的谋士田丰。袁绍不听建议也就算了，还以“扰乱军心”的名义，戴上脚镣手铐，投入大牢囚禁起来。溃败回来不但不“深刻检讨”“又怕田丰耻笑”丢了面子，于是干脆杀掉田丰（面子问题真是害死人）。曹操战胜袁绍后，又相继解决了袁谭、袁尚两支“军事力量”。袁绍死了，却因没有“及时立嗣”，导致内部矛盾分裂。曹操也“够狡猾”的，放置征伐，让他们内讧，消耗力量。又用“约为亲家”（操之子娶谭之女）的方式“拉拢袁谭”，形成“统一战线”，待袁尚被消灭，又“撕毁婚约”，全力“收拾袁谭”。曹操在剿灭袁绍集团后，还专门“下了一道命令”（没有我的命令一律不准擅自进袁府）。有人对“这道命令”做了“过度解读”，说曹操早就心仪袁绍的儿子袁熙的老婆（甄妃）。曹丕进袁府“抱得美人归”，曹操很生气但也无可奈何。更有甚者，还说曹植因此精神失常，写出了《洛神赋》。

曹操征讨徐州牧陶谦的事值得在这里说一说。曹操的父亲曹嵩本姓夏侯，过继给大宦官曹腾后改为“曹姓”，于是才有了“曹操”（否则可能叫夏侯操）。曹嵩“十分贪财”，在京城大乱都在逃命的“大背景”下，他居然不顾生命危险，在那里“慢条斯理地变卖家产”（曹操催促也无效）。及至后来，曹操想接他父亲去见面。曹操跟陶谦“办了交接”（打了招呼），陶谦虽然对曹操“心有不爽”，但还是“很重视”，专门派出一个小分队去接送。兵士们看见曹嵩有那么多的财物，就“见财起意”，且“恶向胆边生”。“杀人越货”后，跑得“连影子也找不到”。曹操闻听噩耗，就把“杀父之仇”记在了“陶谦的账上”，“徐州之征”在所难免。陶谦冤死自不必说，特别是徐州人民就更是“冤大头”了，曹操又把“杀父之仇”又记在“徐州人民头上”，城破之后进行了“疯狂的屠城”。这一战的余绪是，擒杀了吕布，收降了刘备。先前，吕布因“辕门射戟”救了“刘备的命”。现在，示意刘备向曹操求情“免死”。刘备却说“别忘了丁原董卓之祸”（吕布先后杀了义父丁原和董卓）。于是曹操命令军士“咔嚓了吕布”。吕布痛骂“大耳贼”刘备，而刘备正襟危坐。及至后来，有了与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

袁绍集团是曹魏的“强敌”，解决了这个问题，就了却了“心头大患”，这为曹操完成“北方的统一”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地盘大了、兵将多了、赋税足了。这时，曹操也“干得更欢了”：“以天子之命”征伐各诸侯（割据军阀）的军事行动越来越频繁、力度越来越大，收效越来越好，这让各地军阀都看到了“皇帝的重要”（仿佛一股无形的力量），对曹操收获的“战果”，各路军阀都有点“羡慕嫉妒恨”。（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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