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票证 四十年生活“物证”

在物质充裕的今天，“今天吃什么”常能占据上班族交流话题榜前三，煎炸烹煮、焖溜熬炖，无论有何想法，都能在家中或各色餐厅得到满足。

每天清晨，家住达城天府西成的王永超婆婆都会随儿媳去家附近的菜市场或超市，开始新一天的食材采购。无需票证就能以钱易物，甚至用刷卡、手机支付等方式交易，这对在“票证时代”长大的王婆婆来说，都已经是见惯不惊。

1953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在商品供应极为匮乏的年代，国家为了保障供需平衡，对城乡居民的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实行计划供应，按人口定量发行了粮票、布票等专用购买凭证，这些凭证通称为“票证”。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王婆婆一家不仅见证了我国“票证时代”的落幕，也经历了支付方式和饮食结构的变迁。

无票难生活 有票缺钱买

我国最早实行的票证种类是粮票、食用油票、布票等。据了解，我国的票证种类数量堪称“世界之最”，全国2500多个市县都发行了各种商品票证，而一些大企业、厂矿、农场、学校、部队、公社等还印发了不少内部使用的票证。如今，这些票证早已走进收藏者的家中。

粮票由图案、主色、印刷年月份、发证单位、使用时限等组成，而一些发证单位除了在正面加盖单位公章外，往往在背面注有使用要求。达县地区的粮票、鸡蛋派购单、食糖票、肉票，四川省布票、全国通用粮票……当记者拿出市收藏家协会提供的曾在达州市流通过的一系列票证时，勾起了王婆婆的苦涩回忆。

今年已75岁的王婆婆是渠县静边镇人，“票证时代”的农村地区，主要依靠在生产队集体劳动挣工分分粮。“粮食熟了就分粮食，红苕熟了就分红苕，插秧除草挞谷子，每天凭劳动表现来打分。”在王婆婆所在的静边镇先锋大队6队，平时放耕牛的工分最高，但一天也不过挣10分。当地主产青麻，每当收麻的日子，家家户户全家出动、早出晚归，只为能多收按斤算工分的青麻。王婆婆的大儿子刘恒建先生回忆道：“我10多岁就能拉麻皮子了，弟妹们帮着母亲铲。全家一天能挣100分，旺季可挣得300分嘞！”

“粮食勉强活口，几分自留地便种点菜。”即便被四邻称赞勤劳，但靠王婆婆一个人挣工分，要养活四个小孩，每年底还得向生产队补上五六十块钱。而一家的粮票和补款主要来自在供销社工作的丈夫。王婆婆记得，丈夫一个月发27斤粮票、3斤肉票，仅留下自己够吃的，剩下的全拿回了家。

票证通常分为“吃、穿、用”三大类。民以食为天，粮油票最为重要；此外，还有各种肉票和蔬菜票，连食盐等调味品也在调控之列。穿的除了各种布票外，也有背心票、布鞋票等成品票；用的则有手帕、肥皂、火柴等票证；还有在单位排队才能分得的珍贵的自行车票、手表票等商品票，那时一块上海牌手表高达120元，在粮价不过一角三分八的年代，不少群众只能望洋兴叹。

土地下户 生活向好

即便离粮店不过1里路，每逢买粮日，王婆婆还是得起大早和村民“挤破头颅”。儿子刘恒建去山西读书或工作出差，还要四处托关系将达县地方的粮票换成全国通用粮票。

那个年代，农民私下购买粮票或出售农产品的行为都会被视为投机倒把。“肉类都是珍馐佳肴，每户人只许养一头猪，年底杀猪向食品站交一半，自留的除了打打牙祭，剩下的便做成腊肉。”刘恒建说，“随着80年代土地下户，这一境遇得到了极大改善。”

所谓土地下户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以特有的首创精神奏响了改革开放的序曲；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农村改革慢慢深入内地。

“政策的放开使得粮食产量大为提升，除到外地，粮票几乎失去了作用。”刘恒建说，“前一年秋天买来耕牛，只喂养一个冬季，来年春天就能卖几百块。”

随着老百姓的米袋子、钱袋子鼓起来，1988年，国家又提出建设“菜篮子工程”，禽、蛋、奶、蔬菜、水果都纳入其中统筹解决，副食品供应长期短缺的局面开始得到扭转。但粮票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是1993年。当时，我国粮食产量连续4年超过了4亿吨，粮食不再紧缺。那年4月1日，伴随我国人民40年历程的各色票证退出了历史舞台。

票证成历史 感恩新时代

出生于1997年的刘恒建儿子小刘记得，煎炸烹煮、闷溜熬炖……自家餐桌一直很丰富。出门吃饭，除了我国经典的八大菜系，还可任选泰意法德各国洋菜体验，付款不带钱、掏出手机扫一扫成为最便捷支付方式。而那些布满灰尘的票证已渐渐消失，仅停留在老人的记忆里。

前两年达城举办了“首届职工收藏精品展”，其中不乏1956年由达县粮食局发放、主色调为红色、票面为叁市斤的达县粮食证明票，1983年由达县政府发放、绿色系和玉米图案组合以及黄色系与收粮机图案组合、票面为叁市斤的粗细粮达县购粮券……这些“物证”重回市民视野，让人回想起曾经经历的苦涩岁月，感恩改革开放带来的美好生活。

今天，这些方寸票证已经成为一个历史词汇，它们见证了新中国70年变迁，或进入博物馆或被藏家收藏，而百姓的生活继续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本报记者 戴静文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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