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记忆 □杨森林

渠县，曾被人称为稀饭县。据说西哈努克亲王当初从柬埔寨飞往北京，经过渠县上空的时候，在飞机上听到震天的“呼噜呼噜”声，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一问随从才知道，正赶上渠县人中午在喝稀饭。这种传说我自然不信，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天性幽默的渠县人的自我解嘲。

很多人都不清楚稀饭和粥的区别，我也不例外。直到我在广州吃到粥，才明白两者之间的区别。广州真应该叫“广粥”，那里的粥品种丰富，浓稠营养，滋味多样，但我记忆深处的渠县稀饭就乏善可陈了。渠县稀饭最初的样子是一锅水，几把米，煮出来，盛在碗里光可鉴人，只能哄肚子，不能填肚子，这也许就是渠县人不说“吃稀饭”而说“喝稀饭”的原因吧。小时候我身子弱，奶奶总是把锅底干稠的米饭先舀出来给我，这下家里人喝到的稀饭就更加少了真材实料。想到那个情景，不禁有些唏嘘。

渠县的稀饭可以加入时令的瓜果蔬菜，口味倒是多了不少变化。而在我记忆中，唯有红薯是个好东西，煮在稀饭里，香甜可口，裹腹充饥还可以解馋。

那个时代我们并不会关心红薯是否有营养，更不会像一些城里的中老年人被“保健专家”哄着当保健品吃。放学回家，饥肠辘辘，我们只会关心红薯稀饭能不能吃饱。有时饿慌了，煮稀饭的时候，洗了红薯，先美滋滋地生吃起来。

红薯也许特别钟情渠县的土地，每到挖红薯的时节，远坡的大小土地要挖上几千斤，慢慢挑回家，堆在堂屋，成了一座小山。等红薯的水气干了，则会把红薯放到地窖里，这样即使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也有糊口的食物。

这么多红薯，是家里一切活口的主食，人吃完整而个大的，猪牛鸡鸭则吃品相不好的。有一次，我煮了猪食，还没有来得及做饭，小妹春梅在外面割了猪草回来，急慌慌地在猪食里挑出煮熟的红薯来吃，至今我们聊天提到这件事，不再是心酸而是满满的趣味。

红薯太多了吃不完，就会做红薯粉。将红薯挑到村上用机器磨了，凝成淀粉，晒干成粉成粒成块储存。红薯粉可以做红薯凉粉，也可以摊红薯粉皮，在炒菜的时候，直接吃或者炒肉吃，十分劲道爽口，在重庆就有红薯皮炒回锅肉的习惯。

最好吃的是溏心红薯，个头小，红心黄皮，用铁锅蒸出来，往往在锅底会结一层糖锅巴。溏心红薯产量低，不如后来引进的“北京红薯”个头大，产量足，很快就被淘汰了，后来，我在台湾花莲吃到这种红薯，齿颊留香，沁人心扉，把少年时代的所有美好记忆都勾了出来。

如果少年时代全部要靠红薯充饥的话，红薯也会成为你的噩梦。但大冬天的时候，在灶台前一面烧火，一面烤红薯却是一种享受。将红薯洗干净，煨在柴草灰里，不时将柴灰掏开一个小孔，看看红薯皮的成色，凭着经验等到红薯烤熟。红薯烤好了以后，扒拉出来，认真一点就装在土陶碗里，率性一点就直接丢在地上，等到不再烫手的时候，再开开心心地吃起来。有时候那沾着柴草灰的红薯皮，烤得香香脆脆的，和兄弟姐妹们还要争着抢来吃。

在成都生活了几十年，还是爱吃渠县稀饭。早上，一碗红薯稀饭，暖暖的、甜甜的，就着咸菜，也就解决了口腹之欲。现在买红薯方便了，几乎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秋天到了，出去秋游的时候，在农户家里买上几大口袋，回家蒸煮煎炸慢慢地吃。

我在工作的地方买了个烤火炉，天气冷的时候，也会烤红薯，呼朋引伴，一大帮子平时找不到更多聚会理由的朋友，这下找到了一个温暖的理由，从四面八方汇合到这里，一起兴致勃勃地烤红薯，一起分享人生的闲适与淳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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