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南方局开辟“撤退站”和“隐蔽点”（一）

建立丰禾地下撤退站

1940年冬，国民党猖狂反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局势十分紧张。为了对付反动派对南方局机关进行可能的突然袭击，保证领导人紧急撤退，南方局决定建立秘密的地下撤退站，以备万一。南方局领导叶剑英将这个任务交给川东特委原宣传部长、刚调南方局与叶单线联系的甘道生(林蒙)去办理。甘道生的老家是在邻水丰禾乡有一定财势的家庭，倾向进步，符合设站的基本条件。叶剑英拿出重庆以东的川东军用地图，指着邻水丰禾场对甘道生说，就以你的家为第一站，并严格规定，撤退的路线不能走群众习惯走的大道，要走与长寿间的山路到丰禾场。甘道生按叶的安排，首先通过重庆市党组织抽调了1名会划船的地下党员作船工，买了1只小木船停放在红岩村前嘉陵江边上，作紧急渡江之用，平时假作摆渡营业。接着又通过川东特委指调了邻水大石乡的农民党员刘德明作向导。甘道生派人交给了刘一部分钱，让他以贩运鸡蛋为由往返重庆到邻水丰禾场间，但必须取道规定的山路，以便熟悉沿途道路和社会情况。然后，甘道生亲自回家作家庭工作。1941年1月，他同其爱人胡明一道，以探亲为名回到丰禾场，向当家的二哥甘固人说明，如今后刘德明带来的客人，应很好接待，保证其隐蔽安全；客人走时，应满足客人要求，协助安全送走。甘固人知道其弟甘道生在外参加了革命，他已意识到需要他支持、掩护的是共产党，肯定会带来不少风险，但他慨然大度，欣然同意。甘道生回重庆后把情况向叶剑英作了汇报，叶即派林的助手杨继干到丰禾住了一段时间，了解甘道生家庭环境和熟悉当地情况，证明了该站安全可靠。随后又在大竹的梁大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李孝思的家建立了第二站，目的是要沿川东转川北打通川陕，到达陕北。虽然撤退站建立后，并未真正使用过，但这项工作足以说明党的各级组织为应对突然事变，具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应变措施，预防不测工作做得一丝不苟，稳固扎实。

打通南方局特殊秘密交通线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统区形势更加险恶。南方局领导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立即研究决定要迅速结合干部疏散建立应对突然事变的交通线，并决定这项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袁超俊具体负责，要求在国民党反共升级，国共两党关系全面破裂时，能在最坏的情况下，把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干部，突围转移到川陕边境，或上山打游击，创建根据地。决定沿嘉陵江通往川陕边境的交通线共设8个站：第一站江北统井，第二站邻水九龙，第三站广安代市，第四站渠县，第五站三汇，第六站达县，第七站通江，第八站南江，这条线由孙友余负责。1月底，即派周建南、张兴富、周学庸等去广安开展工作。他们经重庆大学校长何鲁写信与有抗日反蒋表现的原川军退役师长郑启和取得联系，得到郑的信任。不久，被何鲁委以广安储英中学校长的周学庸与隐蔽在校内读书的邻水地下党员任仕学打通关系，确定任仕学负责邻水站工作，并派雍文远随任一道来邻踩线和协助建站，将邻水站设于邻水九龙场任仕学家中。事后，任仕学调重庆与交通线负责人孙友余保持单线联系，隐蔽待命。与此同时，南方局工作人员袁超俊根据周恩来指示，又负责建立了一条与孙友余负责的交通线相平行的复线，邻水站确定由《新华日报》社会服务处编辑王焕新负责。在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由于中共南方局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并广泛开展舆论和发动民主党派进步人士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暴行进行声讨，国民党终于不敢对中共南方局机关、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发动突然袭击。因此，交通线的各站均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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