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孙满堂 年近百岁却流落街头 儿孙满堂 年近百岁却流落三汇街头 司法援助介入 太婆老有所依

2014年3月14日，这一天阳光明媚，但却反衬出王老太内心难以驱散的阴霾。这天下午, 她背着一床棉被，拄着一根木棍，独自走在渠县三汇镇的街头。她走累了，放下棉被坐在街边，怅然若失……

王老太当时已97岁了，将近期颐之年的她理应儿孙绕膝，安享天伦，可她还在为当晚能到哪里落脚，有一碗热汤，睡一个安稳的觉而发愁。满头银发而落魄的她引起了社区工作人员的注意，将她送到了渠县救助站。

救助站了解到，王老太家住渠县丰乐乡A村6社，老伴已去世多年，膝下有三个子女。长子余大已年过七旬，小时候因农村风俗抱养给了没有子女的亲戚一段时间，上世纪60年代入伍转业后被安置在企业工作，退休后户籍和经常居住地为三汇镇B社区；次子余二多年前去世，其妻改嫁，留下一子余小跟随王老太生活直至长大成人，后与外县的一名残疾女子结婚育二子，长期居住在出租屋，靠打工维持一家生活，家庭经济困难；女儿余三已年近六旬，平时居住在达川区的女儿家里。

救助站在了解到王老太的情况后，认为按照相关规定她不符合救助条件，便电话咨询渠县法律援助中心关于老人赡养的法律问题。援助中心赓即介入处理此事，鉴于王老太确实不符合救助条件及现时身体状况，援助律师与救助站的同志一道把老人送至援助律师法律顾问单位——渠县仁爱医院，对老人的生活和护理进行了临时安排。

左推右挡

十年赡养东拉西扯

援助中心在将老人初步安顿好后，便赶往老人所在的乡，通知相关人员座谈了解王老太的情况。原来，早在10年前，丰乐乡政府、三汇镇B社区就组织过调解，当时达成了调解协议，王老太居住丰乐乡A村6社老房子，余大每月支付老人50元赡养费，余三和孙子余小负责料理老人的生活。日子就这样一直不好不坏地过着。

2011年，渠县“9·18”洪灾后，王老太房屋因灾受损无法居住，长子余大以身体多病、妻子眼睛失明为由，不愿接收老人。之后，余三和余小将老人送往余大的儿子家，生活一段时间后，由于老人的生活习惯给孙子的生活、工作带来不便，老人又被送往达州市民政局救助中心。后来接到救助中心的通知，丰乐乡政府将老人接回丰乐乡安置，生活日常用品由乡镇府负责，期间余三和孙子余小偶尔有看望。

转眼又过了两年。2013年10月，经丰乐乡A村村委会干部多次做工作，余三将老人接到自己在福州务工的儿媳家生活，但又因老人的生活习惯，余三将王老太送往渠县某养老院，每月1300元的费用由余三和余小承担。王老太被送到养老院后，余三多次找到余大，要求分担老人在养老院的费用，但余大以自己身体有病、妻子眼睛失明、家庭经济困难不愿承担该笔费用。直到3月11日，即老人流落街头的三天前，余三和余小将王老太接出养老院送到了余大家里。

调解无果

法援介入老有所依

3月12日，余大即请求三汇镇和B社区组织调解，以自己是曾被人抱养过为由不愿承担赡养费，调解人员对其开展法律宣传和讲解后，余大仅愿意每月承担老人赡养费100元，但由于余三和余小未到场，调解无果。下午，余大前往丰乐乡，乡政府负责寻找余三和余小后再调解，王老太暂住长子余大家里。3月14日，余大、余三、余小第三次在三汇镇人民调委会进行调解，三方协商同意将王老太送回养老院，但余大仍以自己身体有病，妻子眼睛失明，只同意每月承担200元的费用，余三和余小认为余大没有赡养老人的诚意。之后，余小便以自己是王老太的孙子，不具有直接赡养老人的义务为由，不愿再承担赡养义务；余三认为自己已赡养老人多年，现应由余大赡养。最后，他们向调解人员提出，这是他们之间的家务事，既然调解不好，就由他们自行协商解决。

但是，他们协商的结果却是让老人流落街头……

3月17日，渠县司法局、渠县法律援助中心、三汇镇B社区相关工作人员一起找到余大核实情况，并再次调解，但依然无果。法律援助中心征得王老太的同意后赓即决定对其给予法律援助，并为她办理了法律援助手续，连夜起草好法律文书。次日，法院即立案进行处理。3月19日，该案在渠县法院三汇法庭开庭审理，法官对老人的子女阐释了我国《婚姻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相关规定，同时援助律师对刑法中关于遗弃罪相关条文进行了详细讲解。通过法官和援助律师法律宣传教育，老人的子女均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经法庭调查，余大年老多病未能尽心照顾其母亲；余三出嫁后与其母亲各住一方亦未较好地尽到赡养义务。另查明长子余大确患有重病，其女自愿代父承担对祖母的赡养义务。最后在法官和援助律师的共同努力下，王老太赡养纠纷一案，经法院主持调解，王老太自愿与子女达成了协议。王老太同意在养老院生活，接受长子和女儿的赡养义务，费用由长子和女儿各担一半。

援助律师提醒：尊老爱幼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的法定义务，公民不能以任何借口逃避自己赡养老人的义务，否则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和社会舆论的谴责。目前我国老年人养老是以居家为基础，也就是以子女、亲属赡养为基础，但同时也在建立和完善以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赡养纠纷，主要涉及《婚姻法》和《老年人权益保护法》。  （文中人物系化名）

（施法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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