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像棉花一样洁白

那天中午在通川区西外金兰路食堂吃工作餐，偶然听美女主播晓琴聊起她们正计划筹拍一部叫《达棉芳华》的片子，以纪念那些在达棉厂工作的人的青春岁月。连片名都想好了，可见是认真的，绝非说说而已。晓琴邀我来写剧本，我因手头杂事儿太多未敢贸然接活儿，加之我毕竟不是达棉人。

我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却没想到，那些有关达棉厂的记忆不经意间被唤醒了。

计划经济时代，当时的棉纺厂、达钢与新达三个大型国营企业是达州（原达县地区）的三大重点企业。这个巨无霸国营大型企业繁荣时期如果加上职工家属和子弟学校，据说有一万多人，创下的产值利润过亿元。那时达城就业人口众多，就业很难，每天去劳动调配站找工作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即便招进集体所有制或乡镇企业也非易事，想招进达棉厂当上一名堂堂的国营大企业工人，更是难于上青天。厂里工人男少女多，纺织女工约占三分之二。

每天早上，州河对岸的棉纺厂大门口，那些刚刚上完夜班的纺织女工提着空饭盒，沐浴着朝阳，有说有笑，像海里一群色彩斑斓的鱼涌出厂大门。她们脸上虽带着一点倦意，笑容却依然灿烂如花，富有弹性的脚步透出青春活力。她们沿着红旗桥，游向城里的大街小巷，各回各家。

那真是达城一道美丽的风景。一些想找女朋友的单身汉怀着一颗渴望艳遇的心，有事没事去红旗桥头“打望”，目的是想碰碰运气，看能否结识一个有缘分的纺织女工。

要是五一、国庆、春节这样的节假日或重大活动，譬如欢庆某届人代会胜利召开，庆祝襄渝铁路胜利通车，庆祝粉碎“四人帮”等等，城里都会举办街头文艺表演和彩车游行活动，每个有条件的单位都组织文艺节目，统一在凤凰头或老车坝演出。市民则倾巢出动，携老扶幼，涌上街头去看闹热。当然最期待的就是看达棉厂的彩车，那些参加表演的女工，个个都是经过百里挑一挑选出来的，可谓花中选花。当她们戴着白帽、围着白围裙，抹上胭脂和口红，手里挥舞着放大的纺纱织布工具，亭亭玉立站在花车上，美得像下凡的仙女，不知会温暖多少男生的春梦。

达城老百姓为她们自创了一个词儿：“纱妹儿”——专指达棉厂年轻漂亮的纺织女工。在当时的语境下，含有赞美和羡慕的成分。

那个年代，达城还没有天然气，老百姓煮饭炒菜都是烧煤炭，也没有洗澡设备，到了冬天，家家户户洗澡就成了一大难题。要洗澡就先烧一大锅开水，倒进大木盆，兑上冷水，坐在木盆里边洗边兑热水，以保持水温。

城里老车坝大众旅馆开了一家浴室，生意很好，在窗口买票后还会发一块比火柴盒还小的肥皂。我参加工作后偶尔去洗过两次，实在闻不惯那股浓烈刺鼻的肥皂水气味，加上有时洗到半途锅炉还会出故障，喷头的热水突然停止，冻得双脚跳，大伙就一边敲水管，一边齐声大声抗议：“热水，放热水！”“退票，退票！”从此我不敢再去了。到了周末，有时就跟着朋友同事一起到城郊附近的厂矿去洗，当然去得更多的还是棉纺厂。

我哥先在达棉厂清花车间干临时工，开包，干的是力气活儿，后来幸运地转正，成为一名达棉厂的正式职工。一进冬天，每次我要洗澡就先去车间等他下班，也正好看看他和工友干活。偌大的车间被日光灯照得如同白昼，加上烘房的暖气令车间空气干燥闷热，令人昏昏欲睡。

每次洗完澡，哥就把烘房的门拉开一道缝，让我把才洗过的头伸过去，很快就把湿漉漉的头发烘干了。那些打成四方型的棉花包整齐地堆码在烘房内，哥和工友把沉重的棉花包推出来，用老虎钳将包上打捆的8号铁丝咔嚓咔嚓一一剪断，撕开包棉花的包布，再用推车把拆掉包装的棉花包推上机器。

这工作需要良好的体力才拿得下。记得夏天里每次下夜班回来，哥累得浑身是汗，衣服早已湿透。母亲心疼他，不管春夏秋冬，只要哥上夜班，母亲都会在睡觉之前，专门进厨房为哥煮上一斗碗面条，放在灶上煨着，等我哥半夜下班回来能吃上热面条。我常在半夜睡得迷迷糊糊时，被哥吃面条的声音惊醒。那种显得有些粗暴的吞噬食物的声音，很响，很急促，也透出某种满足的快感。那是一个只有饿极了的人才会有的进食声音，可见他上班的劳动强度有多大，让我至今记忆深刻。

遇上周末，哥偶尔会约上几个要好的工友来我们家来玩，吃饭喝酒打麻将，我与他们也混得很熟。现在都还记得他们的模样和名字：冯伦、邓伟、李朝红、段幺娃、庆国等等，那些带着浓郁的工人阶级特色的青年工人，大多数都肌肉发达，目光单纯，直爽朴实，对人热情。只要哪家遇上搬家、修房造屋，或红白喜事，只需一个招呼，捎个口信，就呼拉拉地准时赶到，绝不含糊。

我哥比较幸运。他虽没上过大学，没有文凭，却一直爱读书，坚持自学，受文学热潮的影响，渐渐喜欢上写作。我们兄弟俩订过很多文学杂志，还合伙开过书店。我哥凭着勤奋刻苦，很快就在报刊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有篇小说还上了《四川文学》。体制改革之前，他遇上了识才的厂报领导，几经周折，被破格从车间直接调入厂部《达棉报》编辑部，专门编辑文学副刊。

那时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他的写作激情迸发，佳作迭出，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工人作家。他还给厂里的业余作者讲写作课，分享他的创作小说的经验。我记得他们还举办过征文大赛，搞得风风火火，很是风光。我相信这是他人生的巅峰期。我想象得出，每天下班，当他戴着墨镜，骑着自行车，从厂部大楼出来时，身后不知尾随着多少双纱妹儿热辣辣的目光。

可惜，时代的步伐无法阻止。

后来，棉纺厂向市场经济转型过渡，国营企业开始体制改制，棉纺市场竞争空前激烈。在风起云涌的改革大潮冲击下，棉纺厂几经风雨，几番沉浮，最终没有与时代接轨，杀出一条血路，突出重围，重建辉煌。厂子开始走下坡路，新上任领导采取逐渐减产、减员下岗、开源节流等措施，但一番苦苦挣扎之后，依旧不见起色，无力回天，最终不得不痛苦而又无奈地选择破产。

我哥和编辑部的同事在《达棉报》停办后离开了厂里。几年后，他应聘到东莞交警支队宣传科，接替我做交通安全报的编辑记者。直到接到政策性退休通知，才辞职回家。如今，他一边过着悠闲的退休生活，一边延续他的文学梦，写了不少散文，发表一些纪录达州风情的文章，日子过得还算充实而知足。当然这是后话。

当我听到棉纺厂破产的消息时，一时无法相信会是真的。我那时还在东莞，每次出去采访都看见源源不断的货柜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看见港澳台商人们在南粤大地投资建厂，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每年春节，我回家休假过年，都会听哥聊起棉纺厂的困境。

从我哥那里得知，他的那些下岗工友后来都离开厂子，各奔一方。进入中年的他们再就业机会并不太容易，为了生计，有的去外地打工，有的与朋友合伙做点小生意，有的操刀卖肉，大都活得磕磕碰碰。但只要听到某个工友的老屋遭遇洪灾火灾，或者患了癌症，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捐款资助，尽一点微薄之力。他们把一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都贡献给了达棉厂，厂里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每一棵树，产值和利润的每一个数据，每一项荣誉和成绩，都凝聚着一代又一代达棉人的心血和汗水。每次当我听到哥讲起他们的故事时，心里总会酸酸的。

我总在想，当年达棉厂在做出破产这一决定的那一刻，不管是政府主管工业的决策层，还是时任与历届厂领导以及成千上万普通的达棉人，甚至还有像我这样与纺织厂有些这样那样关系的人，心里都一定万分不舍。仿佛一个王国的破灭，昔日所有的辉煌，都在坍塌的灰飞烟灭中荡然无存，化作一页凝重的历史。其实，这是时代每前进一步所不可避免的阵痛。正是有无数人的付出与牺牲，才换来国家今天的繁荣强盛。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扶持下，贫困百姓都已脱贫致富，享受着扶贫政策红利，日子越过越甜。

无疑，这是无怨无悔的达棉人最感到欣慰的。

我相信，每一个达棉人的心，依然像棉花一样洁白。

□曹文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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