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代课的父亲

父亲，于我来说，一直是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称谓。

父亲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爷爷参工修襄渝铁路，用一根扁担挑着两箩筐家当，带着婆婆和父亲、幺爸、幺姑等大小子女，一行十人，浩浩荡荡从开江任市老家，翻过座座山，蹚过道道河，步行上百里，到了万源落户。

父亲从小读书成绩十分优异，1985年从万源高中毕业后，和我母亲异地相恋，回到老家任市做了一名乡村代课老师。这一做就是三十三年，辗转多个村小，教育过成百上千的农家孩子，不少学生成为佼佼者。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一辈子的话题都离不开他的那些学生，总感觉我和妹妹的地位远不及他的学生。因为他不善言辞，性格偏执，脾气暴躁，和我们交流沟通少，加上常年代课住校等诸多因素，我和妹妹从小就养成叛逆而又独立坚强的性格。我曾嫉恨过他对学生的偏爱。

岁月悠长，年龄渐长，我开始理解父亲那一代人的品质和精神。每次静下心来，站在城市的高楼，瞭望远方，哪些似曾相似、恍若隔世的故事和场景，总会从我大脑的“磁盘”里，不自觉地清晰明朗起来。

自从我八岁那年母亲去世后，父亲就变得沉默寡言了，脾气更加暴躁。常常我和妹妹调皮惹事，一不小心惹他生气，他就暴跳如雷。我和妹妹特别怕他，小时候常年躲着他。

可他对他的学生可好了。父亲每到一个学校代课，都从工资里拿出一部分钱为贫穷的孩子缴学杂费。有一学期，父亲从学校牵回一头瘦弱的小牛，说是买的。这是父亲一个善意的谎言，他们班一个学生开学时拿不出学费，父亲出面担保：学费从他那500元代课金里面扣除。可是一学期完了，学生家长实在是拿不出钱，于是牵一头小牛到学校“抵账”。父亲害怕向家里交不了差，只好撒了一个谎，说这头小牛是他花部分代课金买的。

从我小时候记事起，每逢周末和寒暑假，总有许多孩子到我家里吃饭。本来家里经济就不宽裕，又多添几双碗筷，所以外婆暗地里心生埋怨。

农村有些家庭的孩子小学未毕业就被父母带出去打工，父亲总是挨家挨户去做思想工作。以致许多留守孩子都进入初高中了，学校开家长会，都是父亲出面当他们的“父母”。还有不少学生就算离开了父亲班上，依旧听父亲的教诲——这也成了父亲最“威风”的事。如果哪个孩子没有考上大学，他还主动帮忙联系，让其去以前他教过的学生那里学一门手艺。

父亲很迂腐固执，从来不舍得买一件昂贵衣服，即便如今家庭条件已好，他的一件外套从未超过50元。从他最初每月29元的代课金到如今每月1500元的工资，他这辈子的收入压根儿就不够我们一家人生活，曾经有几年我是跟着外公外婆生活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打工潮兴起。学校清退一大批代课教师，父亲也在清退之列，他决定到福建去打工。那个时候我读初二，有一天父亲走到我的学校专门找到班主任和我，半晌没有说话，沉默地看着我，最后只说了一句，叫我好好读书，他明天就要到福建去了。结果第二天，任市小学的领导带着家长和大部分学生在他前往达州的汽车站拦住了他，说我父亲教书教得好，认真负责，家长和孩子都舍不得他，让他在任市响水滩村小学继续上课。

响水滩村是任市最偏远的农村小学，位于大山深处，交通不便，从家里到学校走路都要两三个小时。那时外出打工的一个月最低工资2000元，而父亲一学期的代课金才500元。他却选择下了车，因此许多人都说他迂腐，我也不理解，如果父亲外出进厂打工，至少我们家经济收入会变得很好。

现在我才明白，父亲不是不愿挣钱，而是舍不得他的老师职业，舍不得渴望知识的孩子们。他要用知识让孩子们走出大山，走出贫穷，改变孩子们的命运。在响水滩村小五年的岁月里，父亲教过的学生中许多人考上大学，从山区走向了城市。如今每逢过年，他教过的那些学生还主动去探望他——这成了他最值得骄傲和炫耀的事情。

父亲白天上课，晚上批改作业，周末就做农活，或者到镇上的工地打零工。寒暑假的时候，就挑一些水果到集市去卖，换些零用钱。有一天下着大雨，我陪妹妹参加小升初考试，看见父亲挑着一担李子走街串巷贩卖。他放下担子，跑到教室门口，一句话不说，塞给妹妹5元钱，然后沉默地低着头，消失在雨中。

我初中毕业后，原本考上了高中，父亲却在我的志愿里强制填报师范教育，选择了小教英语专业，想让我继承他的事业。为此添加了我和父亲之间的又一层隔阂。我不喜欢当老师，至少我不愿一辈子过父亲那种清贫的生活。他还把妹妹送进幼师学校，结果叛逆的妹妹选择外出浙江打工。

如今开江取消了一大批村小，教育局也给父亲这一代的老代课教师解决了社保，许多老代课教师退休了，学校却没有让父亲退休，还让他独自守着任市镇红旗桥村小仅有的一个班。

勤劳的父亲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沿着任市镇新桥坝的河岸往上走二十几分钟的路程，到邻近的红旗桥村小上课。班上只有五名男生，两名女生。父亲在电话里给我讲，这是他教过的孩子最少的一个班，这七名孩子要么是父母缺失，要么是留守儿童。

我大学毕业后通过打拼在达州买了房子，妹妹也早已成家，我们都不想让父亲一个人留守农村辛苦代课，可他至今都不愿意放弃。好多次我回家接他进城，他总说舍不得七个留守孩子。平时给他打电话，说着说着，他总把话题转移到他的学生身上，说得眉飞色舞。

我知道，我们无力改变父亲的决定，教师这份荣光，已融入了父亲的骨髓。

□刘小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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