滁州的前身、今南谯区得名的古南谯州,其设置的时间、州治(州衙所在地)说法不一。本人最近查阅多本志书,进行一点考证,归纳起来有几个版本,大致分为两种说法。为有助读者辨别正误,现将有关志书的记载情况整理如下:
南北朝·梁大同二年(公元536年)州治在全椒桑根山西之说。明万历《滁阳志》记载:“梁高祖(又称梁武帝)大同三年(以《中国历代帝王一览表》对照,实为大同二年,以下几本志书记载均为大同二年),割徐州之北谯,立南谯州於桑根山之西,即全椒界南谯故城是也”。“桑根山西”在何处?查2011年版《全椒县志》:“桑根山西(今复兴、三合间)”。按上述记载,公元536年立的南谯州州治在今全椒县的复兴与三合乡之间的桑根山西(此地曾是东晋置的山桑县治)。
南北朝·陈太建七年(公元575年)州治在新昌(今滁城)之说。清光绪《滁州志》记载:“梁为新昌郡治(南北朝·梁朝时今滁城为新昌郡治所)。大同二年(梁武帝大同二年,即536年)立谯州”。《魏书·地形志》:“谯州,萧衍置,魏因之,治新昌城”。《寰宇记》谓:“萧梁初置,第曰谯州。及陈于盱眙立北谯州,始以此为南谯。”这几本志书均说,南北朝·梁朝的萧衍(梁武帝)当初(536年)置的叫谯州。到南北朝·陈朝在盱眙立北谯州才开始称谯州为南谯州。因为盱眙在北,立了北谯州;谯州在盱眙南,为有别于北谯州,而称“南谯州”,这是以地域而分称谓的。亦似今天称滁州市琅琊区的腰铺为北腰铺,称南谯区腰铺镇为南腰铺。可见,当时设置时叫谯州,后来才改为南谯州的。那末南谯州是什么时候立的呢?光绪《滁州志》引录《陈书》:“太建七年(公元575年)移谯州镇新昌。(盖移北谯州也)。”就是说陈高宗(又称宣帝)太建七年,把盱眙的北谯州移到新昌,才正式立南谯州,可见南谯州是公元575年设置的。
《滁阳志》称立南谯州于全椒桑根山之西,解放前的《全椒县志》是否认同,该志是怎样记的呢?民国九年(1920年)版点校注释本《全椒县志》记载:“武帝(梁武帝)大同二年(536年)析北徐州之新昌郡、谯州之北谯郡,置谯州治,山桑县废。”这部《全椒县志》也没有采纳《滁阳志》中所记536年“立南谯州”的说法,认为那年只是置谯州。
当代志书是怎样记载的呢?
1998年版县级《滁州市志》:“梁大同二年(536年)立谯州,治新昌城。”“陈太建七年三月(575年),移盱眙之北谯州镇于新昌城,始以此称为南谯州。”2011年新编《滁州市志》(稿):“南朝梁武帝大同二年(536年)立谯州,领新昌郡、顿丘县,治新昌城(今滁城)”。接下来又写道:“南朝陈宣帝太建七年(575年)改谯州为南谯州。”与县级《滁州市志》所记年份、州治相同。
综上所述,本人认同南朝陈宣帝太建七年(575年),移盱眙北谯州镇于新昌城,改谯州为南谯州的记载。这既与县级《滁州市志》、新编《滁州市志》(稿)一致,又有本人考虑:一、明万历《滁阳志》所记梁太同三年(实为大同二年)“立南谯州于全椒桑根山之西……”需商榷,可能是误记,且有佐证:2007年版点校清光绪《滁州志》中有《寰宇记》谓:“梁立南谯州于桑根山之西,齐天宝(误作天保)三年(552年)始移治新昌。盖误以南谯郡为南谯州矣”。就是说《滁阳志》把立南谯郡误为立南谯州。《滁阳志》误记不仅于此,还把大同二年记为大同三年(本文开头已说明)。再者,南谯区及原来的南谯乡、南谯街道办事处(今改为西涧街道办事处),皆因古南谯州而得名,此应是州治在新昌(滁城)的才合情理。因而本人在编写《滁州市南谯区志》时,关于立南谯州,采用陈太建七年(575年)移盱眙北谯州镇新昌城,改谯州为南谯州的记载。
南谯州在历史上只存在了14年。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改南谯州为滁州。存在时间虽不长,但在滁州印记却深。作为滁州前身的南谯州,其置立年代、州治在什么地方,滁州人应有正确统一的说法。但现实中并不统一,即与县级《滁州市志》、新编《滁州市志》(稿)记载不同。今滁州国际酒店内东侧石刻:“明万历滁阳志载晋太元年间设南谯郡梁大同三年复设南谯州……”。原县级滁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印的《滁州古今·滁州市建制沿革》(摘自《安徽省建置沿革》),也写“梁大同二年(536年)置南谯州”。当今在宣传滁州变迁的字画中,亦有536年立南谯州之说。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引用《滁阳志》的记载。本人查阅多处资料,进行考证,写这篇短文谈自己的观点,旨在还原历史,不要误传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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