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再大 也只是宋词的一部分

■ 李亚伟

公元1045年（大宋庆历五年），京官欧阳修被贬到安徽滁州做知州。他到任后不久，就喝到了当地人用高粱和大米酿出的一种美酒，这酒号称“名冠淮南为甲”，很好喝。但欧阳修来到异地他乡，酒量一下子变小了，他经常喝醉。这一年，才38岁，他就给自己取了个“醉翁”的外号，并在自己建造的亭子里写下了《醉翁亭记》。

欧阳修说自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还说是“其乐无穷”。他真的很洒脱吗？是的，除了正在筹划扩建滁州城这一重大政府工程之外，欧阳修心里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他要为他那个时代的文化寻找一条宽阔的大道，天已降大任于斯人也！

在大宋首都汴京，柳永仍在埋头工作，每天都在创作和修改新词，在民间新声这一块做深度挖掘，他已经两鬓斑白，快60岁了。几十年来，他创作了大批慢词，和欧阳修一样，他的内心也有一个宏大的想法，他相信自己手里已经出现了足以傲世的作品，他的作品肩负重任，要推动新词向纵深发展。

当时，大宋诗坛分成两派，一派是官方派，一派是民间派。像晏殊、张先、范仲淹、欧阳修等官员们得传播之先，占据了诗词艺术的上风上水。虽然官员们互相吹捧也互相倾轧，但不管怎样，他们的美学标准不会轻易发放给民间，如同他们的权力和财富一样。柳永是他们里面掉落民间之人，深知这个道理。不能等着好事从天上掉下来，他心里也有一件大事要做：把那个封闭的文化小圈子打破，让伟大的新词摆脱阻碍，他要把最新最美的宋词交给市民。

那个年月，诗歌的伟大之美还藏在老祖宗们虚无缥缈的园子里，还藏在唐朝那些大诗人的飘飘大袖中，他们并没有交给历史，没有交给后面那几个轻率的朝代。如果说有一点点透露出来，也只是在欧阳修散文里和柳永笔下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种子。是的，这些种子已经被种下，正在辽阔的大地上生根发芽，但开什么花结什么果谁都说不清楚，在这个问题上，欧阳修和柳永心里也没有具体的答案；他们已看见端倪，答案嘛，只能交给历史。

其实，开花结果的时刻正一天天来临。王安石、三苏等人已经出现，正在崭露头角，尤其年轻的苏轼，欧阳修希望的叙事、议论等风格都在他的词句里出现了。以至于欧阳修在《与梅圣俞书》中写道：读轼书，我不知不觉出了一身汗。快活啊快活，老夫要为他让路，放他早一天出人头地！苏轼在创作上一出手就远离了“艳词”的怀抱。他以文入词、以诗为词等实际创作基本上继承了欧阳修的诗文改革的全部愿望。

柳永开创了词的新格局，改造了词和音乐的关系，在形式和体裁上打开了新的世界，但内容并没有重大突破。且由于他民间人士的身份，在主流文化圈子影响微弱，王安石、苏轼以士大夫面目出现，很快把词的地位提到了新的高度。但是，那个年月，柳永的“婉约”，当朝官员名士们嗤之以鼻，苏轼等人的“豪放”，社会上也曾不以为然。

1059年（大宋嘉祐四年）一个秋天的夜间，欧阳修在自家小院里喝夜酒，月亮皎洁，星河灿烂，四下里没有人声，但他却听见了来自西南方向的秋天的声音，并写下了《秋声赋》。

什么才是永恒的呢？“鬓华虽改心无改，试把金觥。旧曲重听，犹似当年醉里声。”（欧阳修《采桑子》。）他曾经指点江山，勘定指认了大宋的文脉；他曾经春风化雨，培养了大宋最优秀的一批人才。他已经52岁了，15年前在滁州的心思，上天降于他的大任已出现端倪；时间会使伟大的新词成熟，也会使伟大的新词不朽。

他想给皇帝上一道辞呈，辞去朝中的职务；他想穿过记忆里那些温柔的村庄，去寻找那座心中回甜的小城，去一个宁静美丽的亭子里喝酒、弹琴、填词。

是啊，如果放眼远眺，透过人类历史的烟云，汴京再大，也只是大宋的一部分；大宋再大，也只是宋词的一部分。（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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