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1513：王阳明的命运与选择 □　张道锋

明武宗正德八年（1513）二月，流星坠落在浙江常山县境内。六月二十七日，流星陨落江西丰城，火光冲天，焚烧房屋三万余间，死三十余人。冬日的滁州连月大旱，人心惶惶。这些现象虽曰天灾，可在敬天奉祖的古人心中，无异于人世间祸福升沉的直接反映。在北京担任了九个月的考功清吏司郎中后，王阳明接到了南京太仆寺少卿的任命。他没有直接前往滁州赴任，而是取道浙江游览山水。在越地的名山大川之中，王阳明企图寻找新的创见，然而无甚发明。一路上所见所闻，皆是民生凋敝之惨状。再加之一向受其青睐的得意门生黄绾因事爽约，这次的游历并不愉快。但是阳明并没有意识到，1513年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这一年他所经历的命运与选择成了阳明学史上的分水岭，它不仅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

正德九年（1514）正月的滁州，万里雪飘。想到三个月前面临旱灾数月之久的滁州，王阳明不禁如释重负。兴之所至，阳明与同仁共同登上了琅琊山顶，望着泽被广袤的无垠大雪，伴随着早春的和煦阳光与啾啾鸟鸣，他进而联想到了曾点与孔子的问答。二十八位弟子闻讯赶来，他们提壶携酒，与老师诗酒唱和，对着清风吟诵，歌声震彻天地，回荡在山谷之间。“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才是曾点气象，也才是圣门遗教，并非传统格物致知的方法所能获得。这样的游学方式肇始于孔子，两千年儒学的传承之中，游学渐渐被遗忘，却成为阳明在滁州施教的常态。

滁州地僻事简，阳明又身居闲散之位，因得暇与门人弟子终日遨游于琅琊、酿泉之间。在此期间，时常环龙潭而坐，开坛论道，师生之间互动辩难，教学相长。与游学方式相适应的就是儒家静坐内省的体认方式，不论是与程朱相比，或是与此前贵阳时期相较，都已经开拓出了新的路径，并且为阳明心学的核心理论“致良知”的揭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阳明弟子钱德洪回忆这段经历道：“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变也。”可见关于体认心体的方法，王阳明曾经历了三次变化，而在滁州证得的“静坐”法是至关重要的环节。之所以会有“静坐”法的提出，是因为阳明居滁期间“见诸生多务知解，口耳异同，无益于得”。通过静坐内省的体证功夫，目的是要

静其神意，息其气息，如止水明月，一波不兴，一尘不染。但是静坐谈何容易，如果胸中思虑纷杂，势难把控，对于这一点，弟子孟源亦有所疑问。阳明认为只要在思虑萌动处省察克治便能应付，也就是《大学》所谓的“知止而后定”。正德八年（1513）是王阳明对于《大学》中所表现的儒家修行方式的全面反思与总结，这种思考甚至从离京之后的小舟上就已经开始了。在与弟子徐爱的对话中，阳明更加坚信“知止而后定”的确切所指，而这是他数十年来参悟之下从未有过的收获。

但是令王阳明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他所提倡的在游学中静坐的方式成为了阳明学派内部分化的诱因，产生了后来的泰州学派。以李贽为代表的泰州学派不仅在思想界风雷激荡，还使得晚明的文学风格为之一变，这才有了大名鼎鼎的张岱。泰州学派在发展变化中不断偏离思想正轨，一意堕入狂禅，以佛道中之偏执方法强行解释圣人之道，引发了黄宗羲等经世思想家的不满。由黄宗羲与泰州学派的论辩导致的实学与玄谈的争斗，正式开启了清代三百年的学风。自此之后，清代三百年的学术史始终围绕这一议题展开。王阳明曾经对于静坐功夫“喜静厌动，流入枯槁”的弊病表示过担忧，甚至一度对滁州弟子渐入空虚，好发高论的偏习有所感知，以至于离开滁州以后，在写给滁阳诸生的信中，仍然反复强调不能堕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阳明所能了解的，只是静坐方法对其门下弟子的负面影响，却不会想到在他死后数百年

间所造成的学风丕变。

然而还有让他更没有料到的，正德八年（1513）的阳明不仅影响了此后五百年的学术思潮，也改变了全世界。正德七年（1512）春天，日本了庵和尚奉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澄之命，以八十九岁之高龄作为日本正使来到中国。了庵不仅是日本国内临济一派的高僧，还是久负盛名的儒学大师。远在六百公里之外滁州的王阳明得到消息已经是第二年，他兴奋不已，日夜兼程赶到宁波育王山广利寺了庵的住处，与之促膝长谈。阳明对于日本国内一意困守在朱学的藩篱之内表示了深切的担忧，他以不世之才纵谈儒学的源流，深深地打动了了庵和尚。阳明与了庵会晤之后，又从宁波匆匆折回滁州。了庵亦在不久后返回日本，第二年了庵遽归道山，但是阳明学却从此传入了日本。日本学者武内义雄论述阳明学在日本的开端，便是从了庵开始的。两位大师的会晤，竟成了中日学术交流的重要契机。阳明学在日本国内从此以不可逆转的趋势逐步压倒朱子学的地位，在十九世纪日本的明治维新中，阳明学成了推动日本变革的巨大精神力量，凡是在这次改革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几乎皆是阳明学者或王阳明的狂热崇拜者。他们摈弃了朱子空泛地解读儒家经典的修行方法，而是高唱阳明的诗文，作王阳明式的行者。日本的明治维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从此摆脱西方殖民的困境，脱亚入欧，立时改变了东亚乃至全世界的政治格局，这样的巨变也源自王阳明在正德八年（1513）一个不经意的选择。

正德八年（1513）四月，王阳明接到了升任南京鸿胪寺卿的任命。滁州众多好友弟子一路护送数十里至乌衣江浦，依依惜别。阳明准备渡江，身后众人仍久久不愿散去。此时此刻，他忽然想到数年前在贵州龙场九死一生的经历，那时甚至不能与土著居民沟通，亦无人解怀。同那时的境遇相比，眼前之景岂不胜过百倍。阳明以超凡的胸襟作诗促归：“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复来滁州。相思若潮水，来往何时休”，语罢高唱，悲歌慷慨，荡气回肠，众人听罢，皆为之流涕。此后阳明不断升迁，在江西平定宁王之乱，达到了事业的巅峰状态，但始终不能忘怀滁州对于他命运改变所留下的印记。阳明不仅在滁州创作了三十六首意境高远的诗歌，离滁之后亦不断发出“归去滁山好寄声，滁山于我最多情”的感慨。这种留恋绝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人情沟通，恐怕更多的是对生命无常的一种纪念。王阳明在正德八年（1513）大雪之日的题刻至今在琅琊山的石壁上保留着，也仿佛在提醒我们这一年阳明与世界正在发生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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