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岁岁伴书过 ——父亲陶家康先生读书生活片段 □陶承晞　陶承洛等

攻书

像父亲这样老一辈知识分子，在旧社会读书条件都不一定太好，最初学历未必很高。父亲只读到初中。要说他有些成就的话，那全凭静心苦学，不懈磨炼而得。

父亲读书、自学精神是早为人知晓的。1954年，他从教育行政机关调入中学教历史，就是领导的发现，以为可以胜任。

1976年粉碎“四人帮”，国家的新时期开始，接着恢复高考，社会风尚提倡读书、学科学。父亲刻苦读书的事迹，受到政府有关部门及社会的关注，1977年11月5日《滁州报》曾以《攻书不畏难》作为专题报道，产生过一定影响。而在我们子女眼中，读书就是他的唯一兴趣，是吃饭、教课、睡觉而外的全部生活。几十年间，我们家多次搬家，住房再挤，也辟一间房供他专用（大多为书房兼卧室）。平素我们只要进他书房，总见他在精力专注地叩问典籍，从没有节假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此循环几十年。即使在文革非常时期，他仍避开人的注意，阅读那些“漏网”史书。早中年他工作忙，读书方式基本上是白天无暇夜间读，身体不适坚持读，出差在外不放弃读。有一年去上海看病，设法挤时间去纪念馆，把鲁迅日记全读完了。进入晚年，父亲多是夏躺藤椅，冬围火炉或依枕拥被阅读，他每年的阅读量仍然不减，我们估计，少则几十本，多则百多本。可以说，父亲一生是努力遵循孔圣先师，要教好书，必须多读书的遗训的。

父亲是教历史的，无疑必须攻读历史、通晓历史。二十世纪50年代初、中期，历史书籍中只有郭沫若、范文澜、刘大年等当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著作和翻译的苏联历史教科书。父亲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精心研读。郭老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奴隶制时代》、《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系列名著，读得尤熟，受益至深，既丰富了史学知识，又学习了科学地认识、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的治史方法。

1957年后，他选择中国古代史方向，狠下决心攻读古代史书原著。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间（也是他精力最旺盛时期），读完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资治通鉴》（正、续）、《古今图书集成》等每部都千万乃至上亿字的煌煌巨著，其中《资治通鉴》读了六遍。据资料反映，现当代学者中，只有大历史学家陈垣（辅仁大学校长，启功恩师）及一代伟人毛泽东等可数的几人超过这个遍数。可见父亲攻读史书的恒心和毅力非同一般，抑或他确实从中体味到真正的乐趣了，否则是难以做到的。

为扩大知识领域，他在攻史以外，还同时攻读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政治经济学和经典文学书籍。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大师的文学著作，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冯友兰、任继愈等哲学史以及《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都读过相当的数量。其中《鲁迅全集》读过数遍，杜甫诗读过八种版本，《宋词六十家》全部读完。有趣的是，一本薄薄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他从青少年时一直读到临终前几年视力不支为止。真是“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有多少遍，他也说不清的，只是觉得趣味盎然，说是可从不同视角、层面分析、探讨魏晋社会的政治军事、礼法伦理、生活习俗，体悟士人的文化心态，即所谓“魏晋风流”。中国传统文化读物浩如烟海，父亲常常叹惜他未读过的书还太多太多。

父亲的书源，自藏而外主要是外借和图书馆。好在他工作过的地方都是文教单位，馆藏相对较好。滁州中学有一套百衲本二十四史，能保证他使用；当时地区文教局在上世纪70年代初，购藏到一部珍贵的旧版《古今图书集成》，每次可借20本予他。父亲读后都写上简要说明，为后来的读者作细心引导。这些卡片至今仍保留在这些书中。

父亲读书看似泛博，但也有粗读与精研之分。现当代文艺类，一般但观大略，文史类，大多一字不落。凡重要书籍，每读一遍意必有所专属，一遍有一遍之独到处。他读《资治通鉴》等文献史料著作，都是这样做的。并对书中自以为有价值的内容，在进行系统整理后做成分类笔记。上世纪80年代前，他就整理出几百个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社会贡献、学术思想、学术界的不同评介等专项笔记和几十本剪报资料。

父亲攻书过程中也遇到过许多难题，有的能困扰多年。其解决方法，他体会还是从多读书，增加阅历，提高分析理解深度或参照对比相关书籍资料，有待发现，触类旁通，以达到自然化解。绝大多数疑难都是可以这样克服。实在解决不了的，只好写信另寻高明，至今还保留有不少此类查找资料、疑义相析、学识交流的信件。

父亲就是这样终年矻矻、无间寒暑地徜徉于书的海洋，自然而然地实现他在中国传统文化知识领域，特别是中国古代史方面较为丰厚的积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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