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玺盛赞植树人 □王文忠

琅琊山密林中，藏着一方伟岸石碑，碑高148公分，宽68公分。碑上方篆书题额《琅琊山植木记》，洋洋洒洒的植木记正文，楷书镌刻，约400字，篇幅长短与《醉翁亭记》相近。

千百年来，诸多官宦仕绅，文化名人，寄情琅琊山水，在沟壑峰峦、亭台崖壁之间，以诗文书画、纪游题名等形式，留下了难以数计的华章墨迹。篆隶楷草，各体俱全，展示了历史的久远，文化的多采，使蔚然深秀的古刹名亭，一派文气墨香，沁人心脾。而在琳琅满目的摩崖碑刻之中，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的《琅琊山植木记》，以它独特珍贵的内容，显得尤为引人注目。说它独特，因为它讴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阐述植树造林的重要，强调入要善于维护生态环境。碑文曰：“天地间山水一而已，然有幸不幸焉，人为之也。其在中州大邦者，高人逸客相与种树植木，培护爱养，遂致桃李成蹊，松柏凌汉，足以壮山之奇观。而文家墨士因以轮蹄络绎，览观其胜，而显其美，固幸甚矣乎。其有远于荒陬僻峤者，登临罕及，种植弗加，间虽自有生息，亦不过为樵大牧竖之所践伐，而人足以濯濯为山病焉。其不幸亦甚矣乎。”说它珍贵，因为它描绘了当时琅琊树木阴翳葱茏的盛况，记述了滁人在琅琊植树的经历，为后人研究历史上的琅琊生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碑文曰：“吾滁山水名天下，而琅琊为最，其间群峰起伏，涧壑盘旋，不知其凡几矣。若夫有色交翠，有影交辉，或清 送凉，或浓阴生寂，则皆乔木佳株，森秀中外也。”至于种植所自，竟不知其为谁何已？昨郡中待价痒元景，欧秦友过余而言曰：“里有刘君大德，万君钧者，素以善行著闻。曾于万历乙亥(1575年)，共植松千株于琅琊群山，今皆挺然成茂林矣，人之所羡而归功者翕焉。”

特别引人深思的是，立此碑石者，有官有宦，有士人有乡民。“在会众信：刘大德、万钧、刘大款、乌江、王如赞、无淮、刘嘉业、童珊、严芳、黄敏学、何德充、严藩、严美、姜银、陆衍宗同立。”这些立碑者，都是查不到官阶学位的市井之人。碑尾注明，“郡史魏天锦书丹并篆，滁民邵廷贡刻石，”进一步说明它是官民合作的产物。而撰此碑文者，系“诏进朝列大夫，前河南开封府同知皆春石玺。”又是一个回归滁州故里的退休官员。官宦乡民，同立此碑，同在琅琊种植树木，同呼琅琊生态良好，可见那时的滁州，在美化琅琊环境的问题上，人与人之间，不分贫富，不分官民，不分等级，有着相同的观念。人们希望和谐相处，与自然和睦相亲，共生共荣。这种生存理念，是琅琊的幸运，更是滁州人的幸运。

撰文的石玺，字维信，号皆春。丙午(1546年)乡荐，授沾化令，继守靳，沾化无志书，玺咨诹故老，搜据旧闻，著为六篇，有史材。他热爱家乡，如《琅琊植木记》所言：“余自解组归田，寻盟山水，近独喜琅琊松竹之盛。一望如云，而峰壑因以增美。”“人之所欣羡，其即余之所欣羡者欤，窃以是深为琅琊幸也。而况诸君之善行表表，尤足以衍庆于无穷者，山灵其将有永佑乎。”石玺平生喜咏吟。一日，与孟津等乡友漫游琅琊，他喜而作诗曰：“帝子来游经几春，风光此地逐日新。古今色相留僧偈，崖壑烟霞属野人。心静溪流真不竟，机忘山鸟自相亲。禅堂共说无生话，明镜何缘得染尘。”其诗与《琅琊山植木记》异曲同工，从不同的侧面表达了他对琅琊山蔚然深秀的真爱，诉说了他愿与大自然共享美好的心境。石玺有《食色绅言》、《寄篱稿》等著作传世。人品文品，皆受推崇，位列乡贤祠，受滁人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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