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吴炎武书记一次关心入微的派遣

周元桂

上个世纪文革十年动荡，教育事业大滑坡，损失不可估量。邓小平高瞻远瞩，于1977年拍板恢复高考，教育战线随即春潮涌动，老师们开始昂首挺胸，深深呼吸着教育春天的新鲜空气，振奋不已，使足了劲为培养四化建设人才而殚精献力。各级领导也都十分重视教育。受高考“向心力”的吸引，各中学都在追求升学率上比试身手。地处山区的半塔中学，更是奋为不已，且一度成绩斐然，从而成为各级领导的关注点。下面就忆写一则感人的往事。

1982年十二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在高二年级会议上讲话，忽然总务主任紧促地喊我：“滁县地委吴书记带一大群人到学校来了，说要了解一下学校情况。校长不在家，你赶快去汇报吧！”我疾步赶到教师集体办公的大教室（兼会议室），看到吴书记独自坐在一处，另一处还坐着六个人，其中一个是来安县长王德颂，一个是半塔区委於立藩书记，其他四人都是滁县地区来的，我不认识。见到我，吴书记上前两步与我握手后，指着他对面的座位让我坐下聊聊。他说：“听说这几年半塔中学高考情况很不错，我想了解一下学校情况，请你介绍一下！”随即我依次汇报了学校概况、教师状况、学生情况、如何抓教学的，高考升学率走势及办学条件太差亟待改善等项内容。其中我突出强调了“两缺”（一缺教师、二缺经费），教师不仅严重缺编而且半数人不具合格学历——大学本科学历者较少，还有一些中师学历的教师；有些教师每周任二十几节课；有几个高中理科教师兼任初中的文科课程；音乐、美术课无人教。老师们星期天都得不到休息。吴书记问：“你们向县里要过人吗？”我答道：“恢复高考之后，中学（主要是高中）教师成了香饽饽，普遍缺员，县教委也难为无米之炊。”至此吴书记突然设问：“你看，我们地区要是办所‘皖东教育学院\’行不行？”我说：“那是再好不过了，只要地委下决心，建校不会成问题，恐怕师资问题难能解决，届时很可能有院无师。”“不是说现在有很多老师忙着提前退休让子女顶替吗！这部分老师可以再用起来吗！”吴书记进而反问我。我笑答道：“据我所知，这些提前退顶的教师，绝大多数是小学和初中教师，他（她）们是不能胜任大学课程的。”“噢，噢，这是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吴书记接着转移话题说：“你们不容易呀，人少干事多，高考成绩又好。你再讲讲考大学的情况吧”。我扼要地介绍道：“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我校高考升学率逐年上升，80年至82年，连续3年我校的升学人数和升学率都位居来安县同类学校之首，尤其是81届有一大批学生考上重点大学，其中还有一人考入清华大学，而且是当年来安县唯一考上清华的学生。县里相关领导也为之惊喜；何俊英副县长在陈金保县长的支持下，亲自带我校高三老师去游黄山”。“应该，应该，你们扬眉吐气呀！”吴书记满意地点头微笑。

其时的半塔中学办学条件非常差，校领导班子曾有个决议，即无论是谁去上级机关办事，或上级领导来视察都要为学校“叫穷”，以求取经济援助。故而这次向地委书记汇报，“叫穷”的良机不能错过。我突出地强调了校舍和实验器材都是“一旧二漏三凑合”，严重地影响教学……忽然吴书记插话道：“听说你们学校有一个同志与教育厅长朱仇美是大学同学，可以去找朱厅长要钱吗！是有这回事吧？”我心里明白说的是我，但因朱厅长不是我同学而是老师，不好对号入座，加上窃认为要钱的事不是我教导主任份内之事，所以促无应声。一旁的总务主任指着我说：“就是他自己。”闻之，我立即解释道：“朱厅长是我的老师，他爱人才是我大学同学。”“那更好，有两层关系，你就义不容辞吧！”吴书记接着又以命令的口气说：“你肯定是要去的，另外再去一个人，老於（於立藩），明天他们校长回来后，你过来落实一下出差要钱的事。”接着吴书记感叹道：“我们国家还穷呀，我曾去过日本，也参观过他们的学校，我们这个学校根本不能和人家比。他们的教室、宿舍和环境都很漂亮……唉，还是面对现实吧，你带我们在校园内转转去。”转到食堂时，适逢开饭时间，住校生正在拿蒸饭盒，我让几个学生打开饭盒给吴书记他们看看山区学生大多吃山芋和煎饼，很少有蔬荤。领导们都赞叹道：“老区的孩子能吃苦呀！”

1982年12月30日上午，地区教育局吴超局长，受吴炎武书记派遣冒小雪赶到半塔中学，催促我们起程。前往教育厅要钱的还有校长和总务主任。当日登程，下午达肥，在长江饭店住下。次日三人同去教育厅，因省政府大门口荷枪岗哨不让我们进（无通行证），我又去省教科所找熟人引带，岗警只同意我一人入内。见到朱厅长我向他讲明来意，他略沉思一下说：“现在我很忙，你下午去找（宋）安澜（他的爱人，我的同学），跟她到我家去，晚上我们再详细谈。”我立即赶到教育学院（秘书室），跟老宋回到她在梅山路上的家。歇下来闲聊时，我以老同学特有无拘束的口气要她对朱老师多吹“枕头风”帮我要钱。晚餐后，我和朱、宋先叙旧，后讲正题——要钱。在安澜的助力下，朱仇美当即便答应直拨给半塔中学8万元钱。夜里9点多，我兴高采烈地赶回长江饭店向校长报喜，校长高兴得跳起来。

次日我们便打道回府。达滁后，我们首先去地委向吴书记汇报，进入地委大院，正好遇上陆子修副书记，他问明来意之后说：“你们去教育厅要钱的事我是知道的，吴书记正在开会，我是分管教育的，有什么跟我讲也行。”我们简短地汇报之后，陆书记说：“好，但愿能如愿以偿。塔中地处老区，理应受到我们共同关爱！”之后，校长他俩留在滁城办事，我因惦记学校的高中毕业班工作，以及自己的化学高考循环复习课，心里忐忑不安，直奔车站登车返校。

一个半月之后，所要8万元之事毫无声息。一天我去地区教育局参加高考复习工作会议。会后，吴超局长喊我聊聊。他说：“朱厅长答应拨给你校的8万元至今没有影子，我分析直拨不太可能。你可知道，我们地区的学校只有师专和滁州中学的经费是省厅直拨，连滁州师范、凤阳师范的经费都是由地区分配的，你们半塔中学还远一截子，哪可能戴着帽子拨钱给你们，届时肯定是从地区这一块挖去。如果是这样，那你的朱老师就情而不美了，你火速催问你老师，免得夜长无好梦！”回校后，我将吴局长的话转告校长，让他分析一下，校长深信吴言而紧张起来，叫我立即去信催问。我的加急信寄出后，安澜老同学迅速回信告曰：“仇美去宿州地区巡视了，临行前我催问过他，他说让你放心，巡视结束回来就办。”之后不久，省教育厅直拨的8万元钱果真“戴着帽子”冲关越障地降到半塔中学账户上。至此，吴炎武书记指派我出差去省教育厅要钱之事，总算有了圆满的结果。得到消息后，校长眉飞色舞地说：“看来地委吴书记派你当‘要钱大使\’，这个窍门找对了。”闻此，我心中五味杂呈，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此事虽已过去了三十年，但其时的过程情景，在我脑际始终历历如昨。吴炎武同志作为地委书记能深入一所山区的普通中学，静下心来以关怀备至之态，秉爱欲助之心，降尊临下，平视低微，谈心促膝，全面细致地调查了解情况，并对学校既紧要又难解决的燃眉急难问题，出谋划策，关心入微，一问到底。实在感人至深。理当记取，值得传扬！这件事，对我这个因一触而颇受教育的普通教师来说，也铭下了难能忘却的感动。这一感动绵延至第一个教师节时，与其时的隆重庆祝氛围之激动相叠加，胸扉畅激，豪情涌笔端，我即兴挥就《念奴娇》一首：“……首节飞歌，颜绽放，怦动心扉激越……逢盛世，气吐眉扬心烈。教棒婆娑，风流应你我，力培才杰。重燃烛照，焰消灰尽方歇！”此时，我已调离半塔中学，但我对塔中讲台和黑板仍心有灵犀，与塔中硕果园之桃李仍根叶相连，对半塔的山水俗尚仍情有独钟。回首既往，幸感自己没有虚度年华之悔恨，没有愧对半塔中学。忆写此文，既诚望吴炎武等各级老同志们关心教育及沉心触地的调查研究之风能得到弘扬和传承。又是对半塔中学曾经的诸多精彩时刻，以及老师们的金色汗水由衷地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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