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穿越千古的厚重足音

2018年9月23日，农历戊戌年八月十四，中国第一届“中国农民丰收节”。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国家在秋天里设立丰收节，这既是对农民身份地位的尊重，对秋收、秋耕和秋种季节的呼应，更是提请全社会对农村、农业和农民“三农”问题的持续关注与重视，因为“丰衣足食”永远是我们的基本国策。

生存的第一要素

民以食为天。每个人自呱呱坠地之时起，无师自通的便是吃。而人类从树上来到地上，从游牧时代到渔猎时代、农耕时代，再到今天，所有的经历归根结蒂都离不开一个“吃”字。

但这个“吃”字，既不是那么容易满足，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据不完全统计，自西汉末年以来，中国历史上至少经历了7次大规模的饥荒。几乎每次饥荒，一开始或者因为干旱，或者因为水涝，或者因为蝗灾等，反正粮食连年欠收或绝收，结果导致人口锐减，社会动荡，乃至战祸连绵。

《人口论》一书作者、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必定高于粮食供应，最终导致人类大危机”。正是因为无法走出这样的悖论，中国历史上的汉、唐、明、清等朝代，随着百姓的安居乐业，人口的飚增，结果反而导致良田日益捉襟见肘，粮食分配逾趋紧张，最终又为人们争抢粮食资源埋下了沉重的伏笔。

另一方面，古今中外的大小战争，无一例外都是“兵马未动，粮秣先行”。千百年来，粮食始终是人类生存的第一要素，没有必须的粮食供给，无论是战争，抑或和平发展，均不过是纸上谈兵。

虽然人类已经步入二十一世纪，科学非常发达，农业生产技术也日新月异，但粮食生产形势仍旧难言乐观，甚至没有彻底摆脱看天色吃饭的自然律。2017年全球谷物产量达26.12亿吨，而需求也高达25.71亿吨。单从数据上看，供略大于需，基本可以实现自足。但如果考虑到发达国家畸高的人均占有量，那么必然意味仍旧有许多人生活远在人均占有量之下。虽然各国在扶贫方面投入甚巨，但截止目前，全球极端贫困人口仍高达7.5亿。这意味，短期来看，席卷全球性的饥荒也许不会发生，但饥荒现象在局部地区特别是非洲大陆仍可能普遍存在。

1978年冬，安徽凤阳小岗村十八位农民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从而掀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宏大序幕。40年来，我国粮食生产稳步增长。至2017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12358亿斤，人均905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约百斤。喜人数据的背后也有隐忧，比如，如果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无论是粮食生产还是人均粮食占有率仍存在较大差距。正是出于粮食生产稳定大局的“远虑”，2006年春天，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明确提出，“18亿亩耕地是未来五年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性指标，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红线”。不过，18亿亩耕地只是我国基于当时人口数量的粮食生产“保障线”，而且也并不宽裕。这意味，提高我国粮食产量和人均粮食占有量，既要牢牢守住这条底线，同时有必要借助科学技术，继续努力提高产量。

人类的共同期盼

一年之计在于春，但一年之“收”在于秋。从农作物生长规律角度看，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秋收不仅关系到一个农民家庭一年的种植收成，也关系到一个国家粮食供给的稳定大局。历史上的许多农民起义，其诱因正是秋收减产或者绝收。特别是北方，面对漫长而又少收的冬季，顿时生活无着，走投无路，于是揭竿而起。也是为了来年有个好收成，历朝历代常常利用秋收后的农闲时节，组织人力物力，兴修水利。

谈到秋收，许多人的脑海里可能立马会浮现出“春华秋实”这个词。“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唐代诗人李绅用诗的方式，对“春华秋实”作出了最好的阐释。除了这两句诗，李绅的另一首诗《锄禾》许多人也是耳熟能详：“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既是对劳动人民生存状态的

真切描写，同时也蕴含着诗人对农业丰收的无比渴望。

据考古发掘，我国农业已有长达八九千年的悠久历史。我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生产一直关乎国运与社会稳定。历史上，每逢开春，常年端坐朝堂之上的皇帝会走出威严的宫廷，前往皇族专设祭祀之地，举办隆重仪式，祭天拜地，扶犁耕田，目的只有一个：风调雨顺。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的北京天坛，就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祈谷”（祈求谷物丰熟的祭礼）的场所。

相较于皇宫的强烈仪式感，民间对于秋收渴望的表达方式则要丰富得多。东西南北各地老百姓常常也会借助各种不同形式的祭祀，祭拜各路神仙，祈盼风雨调顺。当有人试着将祈祷丰收的意愿，融入到传统年画之中时，于是五谷丰登顿成年画新景。

当秋收迎来较为理想的收获时，庆祝自然顺理成章。正因如此，秋收前后，也是中外许多民族传统节日较多的时间段，而庆祝丰收自然成为当仁不让的主题。庆祝既是百姓对收成欢喜心情的表达，同时也是对人们此前祭祀的“还愿”。

粗略统计，我国至少有十几个少数民族存有各种形式纪念丰收的民族节日，如藏族的望果节、土族的纳顿节、傣族的开门节、傈傈族收获节、瑶族的耍歌堂、高山族的丰年祭、畲族的丰收节等。如果再细看还不难发现，望果节是藏历七、八月间，也就是阳历的九十月份，正值初秋。而纳顿节、收获节、耍歌堂、丰年祭等民族节日，无一例外在秋收以后。这些节日的时间设计大抵体现了三大特征，一是要么已经完成秋收，要么秋收在望；二是这个时间段气候逐渐转凉，适宜户外活动；三是秋收之后，农活相对较少，方便纪念。

事实上，许多节日原本就是为庆祝丰收而生，如春节、腊八、中秋等均含有庆祝丰收之意，只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融入的社会道德基因，成为节日新的内涵。

国外也有许多类似以庆祝秋收为主题的节日，如法国的普罗万收获节、以色列等国犹太族的收获节、英国布莱顿的收获节、捷克的收获节，以及南印度的庞格尔节。这些节日尽管源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形式各异，但其表达的内涵一致，那就是秋收之后，百姓通过呈现丰富的食物，举办盛大的仪式，开展隆重的室外活动，表达秋收的喜悦之情。

文人的精神图章

我们常说，生活就是一首首诗，而诗歌不过是生活的凝聚。古往今来，许多诗人就曾围绕丰收主题，创作了大量精美而又内涵丰富的诗句。

北宋诗人王安石虽高居相位，力推变法，但对“底层”的农事始终挂念在心。他在《后元丰行》里写道：“水秧绵绵复多稌，龙骨长干挂梁梠。鲥鱼出网蔽洲渚，荻笋肥甘胜牛乳。”而在《歌元丰五首》里，他再次勾勒了这样一副美好的田园图：“豚栅鸡埘晻霭间，暮林摇落献南山。丰年处处人家好，随意飘然得往还。”虽然不排除王安石借这些诗句为自己的变法摇旗呐喊之嫌，但从他个人初衷看，他所力推的变法，本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丰收自然也是题中之义，借景喻志，自然再正常不过。

相比之下，唐代诗人孟浩然和南宋诗人辛弃疾则有明显不同。这两位诗人也曾以丰收为题留下了各自的佳句，但二人并未像王安石那样在诗中夹带个人的“私货”。

孟浩然在《田家元日》一诗中的前两句虽然大吐仕途苦水，而一谈起他所关注的农活时，一种特有的田园意境顿时跃然纸上：“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在诗人眼里，再多的不快，也抵不上农民的丰收。而被贬官闲居江西的诗人辛弃疾看到粮食丰收在望，百姓可以有个好收成时，个人仕途的那些不快顿时抛于脑后，高兴地吟道：“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一个“香”字，道出了诗人心情的大好。而“听取蛙声一片”，立即让人眼前浮出现陶渊明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世外桃源的图景来。

总之，农作物丰收，是人类千百年来上下求索的永恒目标。透过历史的风风雨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即便是在人类发明可以飞出太阳系的今天，人类仍然在为“肚皮”辛苦奔忙。

(作者系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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