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带头搞分田到户，是这辈子最自豪的事

1978年12月的一个寒夜，小岗队18户农民签订“秘密协议”，按下了鲜红的手印，将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按人头分到各家各户，搞起了“大包干”。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大包干”发起者、领头人严宏昌。

杨雪摄

人物名片

严宏昌

男，汉族，1949年9月9日出生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一个贫苦农家，初中文化，曾担任小岗生产队副队长、队长，小岗村民委员会主任。“大包干”发起者、领头人。

1978年11月24日，小岗村民召开秘密会议，他带领小岗村生产队的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风险把队里的土地分到了户，首创“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

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有一个“大包干”纪念馆。一个挂满了肖像的通道，左右两边共18人，右边第一个，就是严宏昌。

40年前的一个冬夜里，时任小岗村生产队副队长的严宏昌牵头，与小岗村另外17个“当家的”一起，在一份承诺书上按下“红手印”。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18个人用“托孤”的方式立下生死状，分田到户——“大包干”由此开始。

1979年的秋天，改变吃“大锅饭”、出勤不出力的现状仅一年，吃不上饭的小岗村迎来了最满足的时刻：粮食总产量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粮食产量的总和；人均收入400元，是上一年22元的18倍。1980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公开肯定了“大包干”。小岗村一夜翻身，成为了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也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起点。

2018年5月12日，谈及40年前的“孤注一掷”，严宏昌略显平静：“在那个环境下，每个村都可能成为小岗村，我只是刚好站在了这个节点上。”他摁灭手里的烟蒂，又点上一支，“但这也是我这辈子最重要和最自豪的事。”

穷思变

“泥巴房、泥巴床，泥巴锅里没有粮，一日三餐喝稀汤，正月出门去逃荒。”——“大包干”之前小岗人讨饭所唱的凤阳花鼓词，真实反映了那时的生活状况。

求生式创业：不想办法只能饿死

淮河南岸凤阳县，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

1978年，安徽省遭遇大旱，大部分地区10个月没有下雨，秋种无法进行。凤阳受自然环境影响，旱情更为普遍。那年冬天，严宏昌在凤阳县小岗村，筹谋着一场“求生式创业”。

他家里6口人，4个小娃娃张着嘴等吃的，可村上统一分配的口粮只有一人7斤麦。

“够吃啥？！不另外想办法就只能饿死。”5月12日，在接受采访时，严宏昌摸出一支烟，说起40年前自己做的决定，记忆犹新，“那时候我们是梨园公社严岗大队下的一个生产队，吃大锅饭嘛，大部分人出勤不出力。”

“人民公社”时代背景下，村民们的积极性受挫。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小岗村20户人，先分成一个组，又分成2个组、4个组，最后分成了8个组，“磨洋工”的现状还是没能得到改变。

这一年的小岗村，几乎人人都有“副业”——要饭。父母背着幼子，哥哥牵着弟弟，近一点的到周边大队打打秋风碰运气，远一点的，拖家带口走出凤阳寻活路。

18个红手印：把全村人绑在一起

眼瞅着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身为小岗村生产队副队长的严宏昌坐不住了。从秋收开始，他就不断地到处走人户串门子。1978年12月的一天，一场秘密的会议，在村头严立华家召开。

那是个冬夜，严立华家的土房子也挡不住嗖嗖的冷风。外间熄了灯，里间昏暗的油灯下，18个影子影影绰绰地映在泥巴墙上。

在过去40年里，公认的是，这场碰头会上诞生了著名的“红手印托孤书”。但现在回头看，当年的细节仍有可斟酌之处。如今挂在“大包干纪念馆”里的“红手印”文件，齐齐整整有21个人的名字和手印，但在当事人的记忆中，这个数字被反复证实为18个。

“当时全村有20户，每家的当家人出来做主，加上我，一共有18个人按了手印。”严宏昌眯着眼睛回忆时，仍清楚记得另外2户没有到场的原因，是因为“那两家都是光棍，出门要饭去了，人不在。”

这份“大包干承诺书”里这样写道：“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那个年代，分包到户是和政策对着干，是要坐牢的事。这么一签字，人人都有份儿，队上的干部些才敢搞。”严宏昌说，用按手印把全村人绑在一条船上后，“大包干”正式开始实行。

变则通

“‘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小岗村民文化广场上，一本摊开的《邓小平文选》雕塑镌刻着这一讲话。

大包干之后：再也没出去要过饭

红手印按完，18个人默默回家。当天晚上，严宏昌几乎一宿没睡。

第二天他起了个大早，拾掇拾掇家伙什儿，拖着老婆下了地。儿子严余山当年6岁，仍清晰记得那一年的“饿”——秋收前家里仍然窘迫，吃不上饭。他仍然常常和邻居家的孩子一块儿，到邻村乞讨要饭。“那年爹妈特别辛苦，起早贪黑的，整个人都扑在地里了。”天公作美，风调雨顺，在1979年的秋天，迎来了最幸福的时刻。严余山回忆说：“我记忆里，有两样东西小时候没吃过，玉米和山芋。1979年之前，这些是都吃不上的，1979年之后是不用吃了。”

“大包干”第一年，小岗村粮食总产量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粮食产量的总和；人均收入400元，是上年22元的18倍。从这一年开始，严宏昌一家子再没出去要过饭。

“大包干”像个大胖小子迎风而长，可“孩子”的“户口问题”一度让严宏昌等人夜不能寐。“第一年干出了成绩，我们都很高兴，但是毕竟没有政策定性，我生怕哪一天就被抓进去了。”第一年大丰收，第二年收成还在增长，这让严宏昌停不下来，“谁都不想再回到饿肚子的日子了，能干一年是一年，能干两年是两年。”

严宏昌说：“其实当时好多村都在悄悄搞‘包干到户\’，但是都不敢提出来。最开始我们取名‘大包干\’，也是模糊这个概念，避免风险，有人问起，对外说是‘包干到组\’。”

从“包干到组”到“包干到户”，一字之差，酝酿着中国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剧变。

历史的转折：改革冲破体制痼疾

1978年冬夜的“红手印”，画下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农村改革浓墨重彩的第一笔。但在当年，这个举动引起了极大的讨论和争议。

从1979年开始，小岗村的“大包干”陆续引起了外界的注意，但此时，社会对联产责任制争议激烈，报刊还时有批评言论。“大包干”这个小胖子能不能上“户口”？不仅严宏昌，整个安徽省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最终，这个问题放到了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桌上。

1980年春节刚过，万里来到小岗村，在严宏昌家，两人谈了将近四个小时。“一开始他就问‘我能随便看吗\’，我说能。他先不表态，不说好也不说坏。我心里是不安定的，他要说一声不对，那我马上就要进监狱。但是他看完第一句话是‘我早就想这么干了，就是没有人敢，你干对了\’。”严宏昌说。

18枚红手印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0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公开肯定了“大包干”。1982年，中央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此后，全国各地的人们蜂拥到凤阳学习“大包干”——没有地方睡，只能在教室打地铺；接待不过来，只能在县大礼堂重复播放录像带。到1984年底，全国569万个生产队中99%以上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均粮食拥有量达到800斤，基本解决温饱问题。

看得见摸得着的粮食，让严宏昌明白，两年前小岗村十八户人冒着巨大风险做出的决定，是对的，“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雪安徽小岗报道

对话严宏昌

“我只是刚好站在了历史的节点上”

严宏昌今年虚岁70，已经到了“享清福”的年龄。现在他和任何一个普通农村老大爷一样，每天没事儿到自家田里转转，偶尔串串门子。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他迎来了比往常更多的访客，人们为当年的传奇故事而来，见到的，是一个普通而亲切的农家老人。

5月12日，记者在严家铺子里和他聊天，对于40年前的“孤注一掷”，他显得十分平静淡定。在1978年的那个冬夜，他带领17个人按下手印的那一刻，“想都没敢想”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重要一刻。40年后回顾往昔，他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小岗村也只是一个平凡的村庄。

“在那个环境下，每个村都可能成为小岗村，最终历史选择了我们。这是个巧合，我只是刚好站在了这个节点上。”他摁灭手里的烟蒂，又点上一支，“但这也是我这辈子，最重要和最自豪的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雪安徽小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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